博物馆（英文名：museum），是指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的、永久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博物馆藏品属于博物馆的重要资源，也是组织开展各种展览活动的基本资源。

博物馆现象最初萌发于人们对自身周围珍稀的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进行收集和珍藏的愿望。事实上，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存在这种收藏行为。在4000多年以前的西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就已经开始有意地寻找珍品奇物进行收藏。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特菲尔·奥林帕斯神殿也已经建立了专门保存战利品和雕塑等珍品古物的收藏室。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世界博物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即1683年向公众开放的英国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18世纪中叶以后，北美洲的博物馆事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北美洲最早的博物馆是1750年在哈佛大学建立的专供教学使用的珍品收藏室。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以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为宗旨，迅速兴建了一批博物馆，如1869年创立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870年建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1891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吉尔卡登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馆——斯坎森露天博物馆，用以展示传统的北欧民间生活方式。中国博物馆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元前478年以孔子故居和遗物创建的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庙堂作为中国纪念性博物馆的发端。截至2024年底，中国备案博物馆7046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1660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数量达到6444家，占比91%以上，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近15亿人次。

博物馆是以文物或标本为基础，组成形象化的科学的陈列体系，对群众进行直观宣传教育的公共文化机构，其特征可表述为：广博性、开放性、实物性和直观性。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包括科学研究、收藏与保管、教育、休闲娱乐。

定义

词源

英文 museum 一词源于希腊语mouseion，意为缪斯女神（muses）居住的地方。缪斯女神是一群姊妹女神，司掌文学、科学和艺术，被认为是诗人、音乐家、历史学家、舞蹈家、天文学家等的知识源泉。尽管缪斯神庙（Temple of the Muses）即Mouseion，是由托勒密王朝索托尔（Ptolemy Soter）于公元前3世纪在亚历山大城（今埃及）建立的机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它更像一所大学而非博物馆，它代表了 “物与学习”（objects and learning）的第一次正式关联。尽管缪斯神庙不是现代意义上对公众开放的机构，它只向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及其学生开放。当博物馆（museum）这个词出现在15世纪时，指的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收藏，有人认为美第奇家族是博物馆的首创者（Hooper-Greenhill, 1992）。英文博物馆（museum）一词的首次使用可追溯至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 1578—1644年）1615年出版的一本游记中的亚历山大城缪斯神庙遗址：“那座由费拉德普斯（Philadelphus）建立的著名博物馆” 和 “那座大名鼎鼎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从 17 世纪起，museum一词就被用来指代收藏和展示 “物” 的机构。

内涵

博物馆（museum），是指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的、永久性的社会服务机构所用的公共建筑。

博物馆藏品属于博物馆的重要资源，也是组织开展各种展览活动的基本资源。科学开展博物馆藏品开发和利用工作，在对藏品进行有效管理和保护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优化藏品开发利用的新方法，充分发挥出博物馆藏品的价值与教育功能。

历史沿革

世界史

就世界范围而言，博物馆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而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则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由此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其间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最终形成了当代全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博物馆体系。

博物馆的历史渊源

博物馆现象最初萌发于人们对自身周围珍稀的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进行收集和珍藏的愿望。事实上，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存在这种收藏行为，有的是出于虔诚的信仰，有的是出于对死去亲人的怀念和对祖先的崇拜，有的是出于对自己创造力的自豪和珍视，也有的是作为一种团体精神的象征。在4000多年以前的西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就已经开始有意地寻找珍品奇物进行收藏。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特菲尔·奥林帕斯神殿也已经建立了专门保存战利品和雕塑等珍品古物的收藏室。但是，这些收藏的目的仅仅是用于炫耀武功和财富，或是用于商品交换，而不是用于研究和教育。因此，它们并不能算是最初的博物馆，而只能称之为原始意义的博物馆现象。

目前，西方博物馆学者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始建于公元前290年左右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早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便在其建立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征讨过程中，把搜集、掠夺到的许多艺术珍品和各地稀有之物交给了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整理和研究。以至于当时在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内，收藏了数以百计的手稿、地图以及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艺术品和珍品古物，为亚里士多德进行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部将托勒密·索特尔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继续致力于发展和传播希腊文化。公元前290年左右，托勒密·索特尔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创建了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即亚历山大博学园。博学园内有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院，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托勒密王朝的这座缪斯神庙不仅具有相当规模的收藏，而且还设有保管收藏品的专门场所和专职保管人员，其经费由国库开支。不仅如此，当时著名的学者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也都聚集于此，从事研究工作。此外，还有大批来自各地的青年跟随他们学习。因此，缪斯神庙也被称为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但遗憾的是，这座博物馆在公元3世纪的内乱中毁于战火。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喜爱收藏和崇拜缪斯的传统，征战凯旋的将军们常向缪斯神庙献物。同时，古罗马达官显贵的别墅也大量收藏、摆设着战利品和艺术珍品。因此，学者贝金曾说：“尽管当时罗马还没有博物馆，然而，整个罗马古城就是一座博物馆。”[1]此外，在公元前27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为了纪念奥古斯都大帝（盖乌斯·屋大维）打败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阿格里帕在古罗马城内主持修建了万神庙（Pantheon），也被称为潘提翁神庙。虽然最初的庙宇在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毁，但随后在公元125年左右便得以重建，并保留至今。博物馆学家们认为万神庙便是西方最早的人物纪念馆，至今在欧洲仍以“Pantheon”泛指人物纪念馆。

欧洲进入中世纪（约为5～15世纪）以后，基本处在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时代。僧侣垄断了文化和教育，科学成了神学的附庸。教堂、修道院以及教会学校成为收藏宗教文物的主要场所，而宫廷、贵族府邸和领主庄园则成为世俗文物珍品的聚集之地。教皇所在的梵蒂冈是基督教文物最大的收藏地，那里收藏着基督教重要的历史文物、艺术珍品和历代教徒供奉的贵重礼品。此外，意大利的圣·马可教堂、德国的哈雷修道院、瑞士的圣·莫里斯教堂等都是著名的宗教文物收藏地。它们都曾借助教会的文物收藏，宣传宗教教义，扩大教会影响。

近代公共博物馆的萌发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近代博物馆产生的思想条件和物质条件也渐趋成熟。

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古典文化的向往，而且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将赞美人性、反对封建和宗教专制、主张平等自由、提倡科学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整个欧洲，从而为近代博物馆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社会上掀起了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热潮。大量古希腊著作的手抄本和从古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艺术珍品一起在欧洲人面前重现了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各国王室和达官贵族收藏和鉴赏古物珍品的热情。当时的西班牙王室、凡尔赛宫、佛罗伦萨贵族以及法国布尔戈尼公爵等都收藏有大量的古物珍品。15世纪末，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更使得从遥远的地方搜集奇珍异物成为可能。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收藏的范围，从古物珍品到自然标本，人们都对其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收藏行为也从王室、教会、贵族和学者阶层普及到了一般市民和爱好者，由此出现了大批私人收藏家，如意大利的保罗乔瓦·梅地奇家族、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学者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英国的查理一世、阿伦德尔伯爵、特拉德斯坎特父子，法国的M·罗宾，荷兰的约翰毛雷斯和丹麦的奥尔·沃姆等。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不仅收藏品的数量不断增长、范围不断扩大，而且收藏者开始关注收藏品的审美和科学价值，使得收藏品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些都为近代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世界博物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即1683年向公众开放的英国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阿什莫尔公爵将其收藏的货币、徽章、武器、服饰、艺术品、出土文物和各种动植物、矿物标本等，全数赠予牛津大学大学，建立了这座博物馆。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将私人收藏公诸于世的大学博物馆，也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明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也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世纪的欧洲，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如爱尔兰国家博物馆（1731年）、维也纳自然博物馆（1748年）、伦敦大英博物馆（1753年）、威尼斯共和国艺术学院美术馆（1756年）、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1760年）、俄国艾尔米塔什艺术馆（1764年）、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1765年）和西班牙国立博物馆（1771年）等。其中，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影响最大。不列颠博物馆也被称为大英博物馆，最初也是在私人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藏品的奠基人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1660年，杰里·斯隆出生于爱尔兰，从小便乐于收集喜爱的物品。1683年，他进入大学攻读医学，毕业后成为当时有名的医生，但医生的职业并没有妨碍他的收藏爱好。1696年，他就曾把收集到的植物标本编制成植物名录。晚年时，他收藏的文物已经超过七万件，另有大量植物标本和约五万件的书籍、手稿和印刷品，总值高达8万英镑。1753年初，斯隆去世。为了使自己的收藏能够公之于众、有利社会，他在遗嘱中要求以2万英镑将其收藏品出让给英国议会。同年，英国国会同意收购以斯隆收藏为主的、包括哈利家族和柯顿家族收藏在内的所有藏品，并通过了建立大英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法》。随后，通过公众募集筹款，英国国会不仅正式收购了斯隆等人的收藏，而且还购置了位于伦敦市区附近的蒙塔古大楼作为博物馆建筑。至此，不列颠博物馆终于在1759年1月15日正式开馆，对公众开放。博物馆最初仅设印刷出版部、手稿部（包括钱币、绘画等）、自然和人工制品部。至19世纪前期，又先后成立了古物部、绘画部，并且不断充实东西方的文物珍品，最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这时虽然有许多博物馆都宣称对公众开放，但依然明显存在着蔑视普通观众的贵族态度。

18世纪末，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但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甚至世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1792年，法国公共教育委员会就曾经提出要“拥有更加广泛资料的博物标本室，更大规模的植物园、药园等等”[2]，并要求开放博物馆和植物园。直至1793年8月10日，共和政府才决定将收归国有的王室收藏集中于卢浮宫，并将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命名为中央艺术博物馆。11月8日，博物馆正式开放。与卢浮宫同时开放的还有皇家植物园，开放后的植物园改名为自然博物馆。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法军掠夺的其它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等，都被陆续运往卢浮宫（当时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收藏。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许多被掠夺来的藏品物归原主，成为国际间归还文化财产的最早实例。卢浮宫的开放，不仅开创了法国公共博物馆的先河，也加速了法国乃至欧洲博物馆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进程。

从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建立到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开放，都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来临。这意味着过去仅供封建皇室和贵族赏玩的珍藏室，自此转化成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博物馆。博物馆工作开始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博物馆事业也开始逐渐成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欧洲诸国的许多收藏场所都陆续向公众开放。其中，不仅包括许多皇家博物馆和植物园，如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西班牙的普拉多宫和罗马梵蒂冈等，而且还有不少私人收藏室。

不仅在欧洲，18世纪中叶以后，北美洲的博物馆事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北美洲最早的博物馆是1750年在哈佛大学建立的专供教学使用的珍品收藏室，主要收藏化石。而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则是1773年在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城建立的。该馆由查尔斯顿城图书馆学会提议创办，主要用于展示南卡罗莱纳的自然历史。

不仅如此，18世纪，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博物馆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原始资料的职能应运而生。新兴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而当时许多原始资料、标本和仪器设备都集中在博物馆内，因此，博物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中心。伴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博物馆也开始了服务于科学研究目的的收藏，并出现了供科学研究使用的藏品分类目录，藏品研究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至此，博物馆便具备了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职能。

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18～19世纪，先后发生的两次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激发了社会公众学习和研究科学知识的热情。这一切都为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上海科技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博物馆是1799年在巴黎创建的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但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才真正为科技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851年，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办了旨在展示工业革命成果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水晶宫博览会）。博览会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自主持筹办。这是世界上的首次大型博览会，吸引了约18000家参展商，展出了包括工业产品和艺术品等在内的近14000件展品，展期内约有超过600万人参观。博览会结束后，英国就以这些展品为基础创建了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1852年）和坎星顿科学技术博物馆（1853年）。此后，以博览会征集的展品为基础建立博物馆的做法便被欧美各国竞相效仿，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和炎黄艺术馆的发展。例如，1872年，在第一届俄罗斯科技博览会基础上建立了莫斯科科技博物馆；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的工业展品成为了美国工业博物馆的藏品基础；1893年，为了保存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的生物和人类学等展品，建立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等等。除此之外，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始创的对一切参观者免费的做法，也使许多博物馆看到了社会公众在参观时的纪律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的社会化和大众化。

不仅如此，19世纪，博物馆事业在整个欧洲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以英国为例，1800年英国只有约10座公共博物馆，而到了1850年已经发展到了60座左右，1887年则已多达240座。此外，德国、奥地利、俄罗斯、丹麦和瑞士等国也都陆续兴建了许多不同规模的各类博物馆，如1830年和1831年创建的柏林雕塑馆和铜版画陈列馆、1864年建立的奥地利工艺博物馆、1883年开放的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1807年建立的丹麦国立博物馆和1898年创建的瑞士国家博物馆等。

19世纪，博物馆事业不仅在欧洲蓬勃发展，而且迅速扩展到了北美洲。在美国，由于缺少宫廷和教会的历史积累，早期博物馆的收藏大多偏重于反映人类学、自然史、艺术史和工业技术方面的藏品，而且许多博物馆都是以学术团体的收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例如，美国著名的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就是以1830年创立的波士顿自然历史学会的收藏为基础建立的。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以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为宗旨，迅速兴建了一批博物馆，如1846年开始创建的史密森尼学会、1869年创立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870年建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近代博物馆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大致是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1867年，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日本代表们广泛接触了欧美博物馆，回国后做了大量宣传。1871年，在设立文部省的同时设置了博物馆局。随后，日本也开始举办博览会，并大力开展文物保护和保存运动，日本的近代博物馆应运而生。1872年，创建了日本最早的近代博物馆——位于东京汤岛圣堂的文部省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1877年，创立了教育博物馆（今国立科学博物馆）。之后，由中央到地方，兴建了大量博物馆和植物园，进而使博物馆事业在日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强国纷纷派出考古队和探险队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古代文明汇聚之地，搜集、掠夺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自然标本。这些文物、标本大大充实了欧美诸国博物馆的收藏，但却使亚、非、拉各国人民失去了许多民族文化瑰宝。中国，便曾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之苦。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北京清代皇室收藏历代珍品的荟萃之地，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及畅春园、颐和园、香山公园、静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又野蛮地抢掠和焚毁了皇宫、禁苑、庙坛、王公府第甚至民居店肆，使中国历史文化珍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这些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劫难，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至今，许多被劫掠的珍贵中国文物精品依然流落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中。就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亚、非、拉各国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催生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博物馆的建立。这其中就包括1814年由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创办的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1825年建立的南非博物馆、1835年始创的开罗国家博物馆和1818年创建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等。

19世纪，博物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不仅体现为数量的增加，而且还表现在博物馆的专业化以及社会教育职能的出现和强化。

博物馆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博物馆的种类日益丰富和专业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博物馆的种类也日益丰富，科技馆、美术馆、雕塑馆、自然史馆、历史博物馆等都相继出现。同时，许多综合性的、藏品庞杂的博物馆也开始分化，如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就是1881年从不列颠博物馆分化出来的，专门负责收藏和陈列自然标本。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颖的露天博物馆和适应特殊观众群体的儿童博物馆。1891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吉尔卡登岛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馆——斯坎森露天博物馆，用以展示传统的北欧民间生活方式。这座博物馆的建立是世界博物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仅创造了新的博物馆类型，而且对包括博物馆的收藏、陈列以及管理在内的诸多工作观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99年创建的纽约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则是世界上第一座专为儿童建造的博物馆。它不仅能够提供学校缺少的供学生观赏的实物，而且设计了许多实验和实习项目，为儿童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工作水平也日益专业化。自近代博物馆诞生以来，博物馆的工作便一直存在着藏品库和陈列室混杂不分、藏品分类不够科学、不讲究陈列方法和体系等诸多问题。19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工作水平也变得日益专业化。1836年，丹麦的汤姆逊撰写的《汤姆逊分类法》出版，对藏品的科学分类和有序陈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国家的收藏者和博物馆竞相采用。不仅如此，1852年建立的德国纽伦堡日耳曼博物馆更是将藏品编入史前时代、罗马时代和德国时代三个系统，再分别按照法制生活、教会生活、教育生活、农业、美术、手工业等主题在六个展室组织陈列，以方便观众了解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它所采取的藏品分类方法和组合陈列、复原陈列等陈列方法，不但促进了博物馆藏品分类和科学陈列的专业化，而且也加速了博物馆社会化和群众化的进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开始逐渐萌发。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其社会教育职能也得以加强。上文提到的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和德国纽伦堡日耳曼博物馆的陈列等，都对以实物教育为特征的博物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教育价值也越来越为有识之士所认识。187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就曾经提出，要“使所有的公共博物馆，皆具有教育及科学的目标”。[3]1880年，英国学者鲁斯金在其《博物馆之功能》一文中也强调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所。此外，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也都曾公开申明其博物馆的宗旨是推行全面性的教育与休闲活动。1892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不仅开设了学术讲演课程，而且学生和教师可以享受免费参观，极大地密切了博物馆与学校的联系。总之，这些与博物馆社会教育相关的思想和实践都为20世纪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博物馆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博物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战之间的迅速发展，不仅其数量和规模有所提升，而且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已经初步具备了收藏、科研和教育的主要功用，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忧的是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可以说，博物馆事业在这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折。

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间，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日益增加、博物馆事业在全球的迅速扩展以及思想教育功能的不断强化等因素，促使博物馆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在英国，博物馆的数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将近300座；德国在1900～1920年间新建了179座博物馆；截至1910年，美国的博物馆数量也已经达到了600座左右；日本从1891～1911年也设立了55座博物馆；俄罗斯至1917年则已经拥有约180座博物馆。

伴随着这次世界性的博物馆发展高潮，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和职业意识也日益增强。于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相继成立了不少国家和国际的博物馆专业组织。1889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博物馆协会；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并出版了会刊《博物馆新闻》；1915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物馆协会成立，后来成立的丹麦、芬兰、瑞典博物馆分会均隶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博物馆协会；1917年，德意志博物馆联盟建立；1921年，法兰西王国博物馆协会成立。这些博物馆专业组织的建立，不仅反映了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加速了博物馆专业化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在全球的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和平时期，世界博物馆又出现了一次发展高潮。这次高潮是在世界性博物馆组织产生后形成的。1926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立博物馆协会的基础上，国际联盟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博物馆事务局。1934年，国际联盟学术合作委员会又举行了万国博物馆专家会议，同年出版了两卷本《博物馆学》。这部著作对博物馆的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促进了博物馆学的研究，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因此，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上海科技馆大发展的新局面。继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科技博物馆发展的中心。1933年，芝加哥成立了规模宏大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在其影响下，科技博物馆运动迅速推向全美。与此同时，欧洲也非常重视科技博物馆的建设。1937年，巴黎大学创办了发现宫。它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静态陈列，代之以面向观众的表演或者现场进行的科学实验，并向观众提供可以自己动手操作的实验设备。可以说，发现宫不仅是博物馆走向现代化的典范，而且将博物馆科普教育的职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期间，法西斯主义国家也十分重视利用博物馆进行法西斯教育，鼓动战争狂热。意大利于1926年建立的罗马帝国博物馆、1938年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以及纳粹德国建立的祖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都是当时宣传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场所。日本文部省也于1932年接管了博物馆协会，从而将博物馆纳入了官方的战争宣传轨道之中。30年代后期，日本从教化总动员时期转入国家总体战体制时期，博物馆更是随之成为法西斯体制的重要工具，“逐步地和法西斯主义的前进步伐配合起来了”。正如日本博物馆学者伊藤寿朗所说，“三十年代是社会教育对于日本出现的法西斯运动起到了所谓‘尖兵部队’作用的时代”。[4]因此，可以说，20世纪20、30年代，法西斯国家的博物馆运动主要是围绕战争展开的。

1917年11月7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和国（苏联）成立。苏维埃政府宣布博物馆为全民所有。与此同时，苏俄还确立了改造旧有博物馆、建立新型博物馆的方向和任务，决定将十月革命前的180座博物馆收归国有，加以改造。沙俄时期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便在1918年被改造成了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而且，政府还没收了贵族地主收藏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经过整理，丰富了原有的博物馆馆藏。1922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苏联成立后，不仅延续了苏俄制定的博物馆政策，而且很快就开始着手筹建综合表现地方历史、自然资源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成就的新型博物馆。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到博物馆建设的概念当中，从而使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随着苏联统一博物馆网的建立，苏联的博物馆事业便开始迅速推进。1917年十月革命前，苏俄仅有180座博物馆。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到1954年苏联博物馆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座左右。这些博物馆都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是苏维埃政府向人民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例如，莫斯科科学技术博物馆首创的以两年制“中国人民大学”形式普及成年教育的做法，便在苏联诸多博物馆间广泛推行。不仅如此，苏联博物馆的发展模式，也对中国和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世界上许多博物馆及其藏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例如，1939年，纳粹德国就曾在柏林焚毁了将近5000件艺术品；法国在战争期间也有8000余幅绘画珍品被毁；而在苏联，仅1941年间就有400余座博物馆和大量文化珍品毁于战火。但这个时期，因正规学校教育迫于战争无法正常进行，博物馆便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现当代博物馆的日益繁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战争的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增强和人们对博物馆认识的不断深化，博物馆事业也由此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前的1933年，全世界博物馆约7000座；至50年代末，仅据77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博物馆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3400座左右；而80年代，博物馆的数量则约为二战前的4倍；到90年代末，全世界博物馆的总数已经将近50000座。这说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博物馆其实都是近50年间建立的。不仅如此，目前，全世界博物馆的数量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递增。

现当代博物馆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的飞速增长，而且还体现为类型日益多样、规模渐趋合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营建主体的日趋广泛，博物馆的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各个方面，小到昆虫、钱币，大到航空航天、天体宇宙，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此外，原状联系性保护趋势也影响着博物馆类型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生态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和企业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同时，博物馆的规模在近50年间也呈现出非集中和中、小型化的趋势。长期的实践表明，规模太大的博物馆不但会增加观众的学习负担，容易使其产生博物馆疲劳，而且无形当中也会增大博物馆的运营成本。因此，现代博物馆不再盲目追求自身的规模，博物馆大型化和集中化的趋势开始改变，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邻里博物馆和中、小型博物馆。这些中、小型博物馆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参观环境，更适合观众的参观学习，而且可以有效地节约成本。所以，中、小型博物馆是现当代博物馆发展的主流。

此外，博物馆专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也是现当代博物馆日益繁荣的重要表现。自1946年11月16日国际博物馆协会诞生之日起，它便一直推动着博物馆事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国际博协通过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不仅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和认定，而且对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系统培训提出了要求。1977年，国际博协还正式宣布将5月18日确定为“国际博物馆日”，以更有效地促进全球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吸引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和关注。而且，国际博协还积极地推动了藏品保护和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以及经营管理等博物馆工作的专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得博物馆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半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博物馆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化，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它们正变得更加接近大众，也更具时代特色。同时，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更加丰富，不仅具备传统的保存记忆、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迪智慧、社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功能，而且还担负着公共交流、休闲娱乐和文化象征等新的社会职能。

总而言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50多年间，全世界的博物馆事业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不仅在自身的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门类日益丰富、管理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职能更加显著多样，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

西欧是近代博物馆的发祥地，以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主要国家的博物馆，虽然经历了战争的破坏，但凭借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战后的迅速恢复建设，其博物馆事业很快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博物馆不仅藏品众多、门类丰富，而且经营管理水平先进、拥有良好的博物馆传统。因此，它们在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英国可以说是现代博物馆的发源地，不仅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博物馆法的国家，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进入了依照法律对博物馆进行宏观管理的时代。由于博物馆事业在这里具有优良的传统，因此，20世纪下半叶博物馆在英国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大约存在800座博物馆，到50年代末增加了约100座，而80年代初发展到1400多座，截至1994年，总数达到了2500座左右。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博物馆较少受到政府的限制，其收藏也更具综合性。而且，大英博物馆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其全国性的博物馆往往都具有很大的规模，除了享有“博物馆中的博物馆”美誉的大英博物馆外，还有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维多利亚女王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皇家苏格兰博物馆、英国科学博物馆和伯明翰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近年来，又加强了地区博物馆的建设，全国正在重点普及中、小城市的博物馆。总体而言，大型博物馆与众多的中、小型博物馆相结合，正在英国社会的文化教育和旅游产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法国历来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博物馆在法国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已经拥有大约500座博物馆，其中不乏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法国的经济和博物馆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战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建设也日益兴盛。这时，法国兴建了许多现代化博物馆，如位于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80年代，法国政府还对卢浮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成功地完成了对它的现代化改造，使其成为蜚声世界的现代著名博物馆。到80年代中期，法国博物馆的数量达到1800余座，90年代末则超过2000座。不仅如此，法国博物馆学者还发起了试图突破博物馆现有模式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并由此引发了新博物馆学在全世界的兴起。目前，法国博物馆事业相对比较发达，不仅博物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收藏丰富，而且业务和管理观念先进，是推动当代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德国虽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自己也深受战争的破坏。1940～1945年间，德国的许多博物馆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藏品则由于转移及时，才相对损失较少。同时，战争也使德意志博物馆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的博物馆大多都集中在柏林。战后，博物馆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涌现，特别是在慕尼黑、科隆和汉堡包等地，相继建立了许多优秀的现代博物馆。此外，战后德国分裂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德国，博物馆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发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民主德国的博物馆建设除了保存已有的历史与传统外，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非常重视利用博物馆对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由于德国是战争的发起者，所以，战后民主德国的博物馆特别重视进行反纳粹和重建民主精神的宣教。60年代，民主德国的博物馆更是强化了与地方文化、学校教育以及国际博物馆学界的联系。70、80年代则重点关注博物馆和文物的法律建设。截至198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博物馆约有670座，观众人数高达3200万。而联邦德国的博物馆也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战后的恢复和发展，日渐壮大。不仅出现了许多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变迁的专门博物馆，如面包博物馆、扑克博物馆和鞋靴博物馆等，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更加贴近民众生活，能够反映民众对人性、自然和环境关切的乡土博物馆。伴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到80年代初，德国已拥有各类博物馆约1500座。这些博物馆不仅在类型和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其中不乏像柏林国立博物院、慕尼黑德意志科学技术博物馆、世界航空博物馆和科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这样的世界著名博物馆。90年代，由于两德合并和博物馆热潮席卷全国等原因，德意志博物馆的总量达到了4500座左右，实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遂成为现代博物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荷兰的博物馆在近50年间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到90年代中期，荷兰博物馆的总数已达到800座左右，而且仍在以每年0.5%～2%的速度增长。如果从博物馆的密度来看，它无疑已进入世界前列。不仅如此，荷兰新建博物馆的类型也相当繁杂怪异，出现了诸如陶管道、冰鞋、圣经、钱箱、有轨电车、花卉球根及性文化等专题博物馆。由于荷兰博物馆比较重视教育职能的发挥，再加上荷兰的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所以，博物馆观众数量众多。但同时，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又极度密集，甚至使参观空间显得局促。因此，许多博物馆不得不考虑多余藏品的“商业性剔除”，即将一些不太符合本馆性质的藏品进行拍卖。目前，荷兰政府已不再是博物馆的主要资助者，观众的门票和社会的赞助越来越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

以丹麦和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博物馆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北欧非常重视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保护，因此，这里不但是露天博物馆运动的发祥地，而且也催生了现代“为未来保护现在”的收藏策略。同时，北欧博物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不仅特别注意培养博物馆主动服务社会的精神，而且也十分推崇博物馆的人性关怀。

丹麦的博物馆虽然总数不算很多，但其密度很大。90年代末，丹麦全国约有300多座博物馆，这意味着每1.5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其中，艺术类博物馆居多，几乎遍布每一座城市。目前，丹麦的博物馆不但数量持续增长，而且门类日渐繁杂，经过历史的积累和现代的建设，有些博物馆已颇具影响，如国家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奥胡斯炎黄艺术馆、路易斯·安娜博物馆和安徒生博物馆等。

瑞典博物馆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截至90年代中期，已有各类博物馆约700座。其中，主要的19座国家博物馆由国家拨款，更有国家历史博物馆、北欧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民族博物馆5座中央博物馆被宣布为“法定博物馆”；其它大部分博物馆主要靠地方行政部门和有关的基金会资助。此外，瑞典非常重视博物馆的国际交流合作，其全国文化事务委员会有一笔款项专门用于三年期以上的联合发展规划。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战后经济的迅猛增长、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大批文物和艺术珍品的收购以及博物馆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等，都为美国博物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因此，自50年代开始，美国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美国博物馆协会1965年提供的数据，1940～1949年间，美国博物馆的增长速度是每10.5天一座；而1960～1963年间，每3.3天就有一座新博物馆诞生。另据美国1961年出版的《博物馆消息》统计，1960年美国拥有约3900座博物馆。1983年，美国第78届博物馆年会公布的博物馆数量已经达到了6200座。目前，则可能已经超过了10000座，堪称全世界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当代美国的博物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近50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博物馆的建设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科技博物馆、炎黄艺术馆、露天博物馆、地志博物馆和各种创业史博物馆，以及深入居民为地区文化服务的社区博物馆。其中，既有像史密森尼学会这样被称为“博物馆王国”的大型博物馆群，也有大量与美国民俗博物馆相类似的小型博物馆。当代美国的博物馆除了具有数量大、分布广、收藏多、类型杂的特点外，其陈列水平也相对较高，且管理经验丰富。博物馆工作者们不仅十分重视陈列展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而且还特别注重对观众的调查研究，因此，博物馆往往都能够吸引大量观众。早在1980年，美国博物馆的观众数量就已占到全国人口的68%。管理方面，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美国博物馆往往都会通过设立董事会来负责博物馆的运营，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捐赠和会员的会费。总之，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博物馆在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传播科学知识和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的博物馆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统计显示，1948年时，全国仅有238座博物馆（包括休馆中的22座）。战后，日本虽然处于经济混乱的状态，但为了适应各阶层国民对文化和科学设施的需要，以地方城市为中心，迅速掀起了重建博物馆的热潮。根据日本博物馆学者伊藤寿朗的介绍，战后日本博物馆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45年8月战败到1951年12月制定博物馆法期间，是近代博物馆的诞生期；从1952年3月实施博物馆法到1955年修改博物馆法期间，是近代博物馆的调整期；从1955年修改博物馆法大约到1968年建立起文化厅的这段时期，是近代博物馆在社会上的固定期；1968年至今是近代博物馆的改观期。通过战后的恢复和兴建，日本博物馆的数量有了大幅提高。1960年，发展到600座左右；1975年，数量达到1300余座；到1983年，已经拥有2300多座；至1994年，博物馆总量将近4000座，其中不乏像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这样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公立博物馆和私立博物馆在此期间都有较大发展。在3000多座博物馆中，公立博物馆约有2100座，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建立和管理；私立的也有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近50年间，日本的博物馆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类型日益多样，其中，历史类、理工类和美术类的博物馆在新建博物馆中占有较大比例。另外，战后日本博物馆的发展还呈现出法制化、理论化和普及化的特点。博物馆的法制化主要体现在，1952年3月1日日本颁布实施了《博物馆法》，不仅使博物馆作为公共机构得到了制度上的承认，而且对博物馆的建立以及从业人员的资格做了严格的规定。此后，日本博物馆便沿着法制化的道路不断发展前进。理论化主要体现为出版了众多的博物馆学著作，其中，关于新博物馆问题的讨论，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博物馆的现代化发展。而普及化则表现在博物馆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兴起和社会公众对博物馆认可的逐步加深。现在日本的博物馆遍及城市和乡村，连本州石川县的博物馆都多达76处。而且，日本博物馆正在进一步走进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融博物、审美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社区总体营造”模式正在逐步兴起。总之，现在日本的博物馆，无论是在规模和质量方面，还是在设备和管理的现代化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战后建立的韩国，在近50年间，博物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3年，全国已有博物馆369座（只包括韩国博物馆协会登记在册的博物馆、美术馆）。虽然总数不算多，但博物馆密度相对较大，而且其质量、类型以及在配合教育方面都显得颇具特色。韩国的博物馆既有公立，又有私立，还有的附属于大学。其中，由中央政府负担经费和管理的博物馆有8座，包括著名的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国立民俗博物馆。私立博物馆数量较多，往往是由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业机构设立和管理。此外，还有不少大学博物馆，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博物馆不但设施先进，而且类型多样、特色鲜明，尤其是专题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形成了一批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博物馆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持续快速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苏联为例，战后初期，苏联迅速着手医治战争带给博物馆事业的创伤，清理和保护藏品，重建博物馆网络。同时，高度关注博物馆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博物馆学研究。1955年，成立了博物馆学科学研究所，并出版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苏联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博物馆事业的恢复重建，当时的苏联特别强调博物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的作用。1964年，苏联文化部先后成立了博物馆处和博物馆工作科学方法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协调和改进全国博物馆的各项活动。同年，文化部开始对博物馆网进行有计划的调整，进一步加强了博物馆发展的规划性。1965年，颁布了《苏联国家博物馆基金条例》，并由此掀起了一场“人民博物馆”的群众运动，以工厂企业、政府机构和集体农庄为主体建立了许多博物馆。60年代末，博物馆与旅游事业的联系不断密切，进一步发展了保护区博物馆。70年代中期，为了加强博物馆的科学管理和活动的计划性，苏联政府决定对博物馆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到70年代后半期，还实行了固定地区的博物馆联合体。经过战后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到1973年，《苏联国家博物馆纪事》所列举的博物馆已经达到1500座，还有几千座学校博物馆和人民博物馆。而截至80年代初，苏联的博物馆则更是达到了1800余座，其中，还不包括工矿企业、集体农庄和社会团体开办的约12000座小型博物馆。至此，苏联已经形成了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博物馆网。1991年，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虽然苏联解体对原有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受到全球博物馆事业日益繁荣和博物馆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博物馆事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古巴到90年代初时已有200余座博物馆；匈牙利的博物馆数量在1958年时只有89座，而到1994年，其非私人博物馆已达754座，其中还有包括中国民族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歌剧历史博物馆和农业博物馆等在内的10座国家级博物馆。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博物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地方自主权的扩大、馆长的上级任命改为公开招聘等。虽然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博物馆作为其重要的社会公共文教设施，依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袤大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也纷纷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建立了新兴的民主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注重保存、传播和研究本国、本地区以及本民族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建立了许多反映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而且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断崛起，它们的博物馆事业也不断壮大，日渐繁荣。

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亚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都是独立前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独立后建立的不多。当时，据对亚洲19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博物馆总计才有约846座。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是亚洲博物馆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都推动着博物馆事业在亚洲的快速前进。许多国家都兴建了大量门类繁多、设备先进的博物馆，尤其是科技馆、自然史馆和专题博物馆。到了80年代中期，亚洲的博物馆（不包括中国和日本），已经发展到了2500～3000座，不少国家的博物馆数量都有了大幅增长。90年代，亚洲的博物馆事业依然持续发展，其数量已经仅次于欧美地区，约有7500座。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博物馆数量最多，但其它各国的博物馆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例如，这时泰国的博物馆数量约180座，印度尼西亚130多座，伊朗50余座，巴基斯坦约50座，哈萨克斯坦180座左右，马来西亚50余座，以色列超过200座，土耳其也有180余座。其它如柬埔寨、伊拉克、孟加拉、约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黎巴嫩、新加坡、叙利亚、也门等国，也都建立了不少反映本国民族文化的博物馆。一些国家如果不是受到地区冲突或者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其博物馆事业可能还会有更可观的发展。

战后的50年间，非洲的博物馆事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统计，70年代中叶，非洲的博物馆总数才400余座，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则已经发展到了700多座。其中，南非有217座，埃及、尼日利亚、赞比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各有几十座。这些博物馆主要反映的是非洲的古老文明和各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例如，位于开罗的开罗国家博物馆就保存着反映古埃及文明的10多万件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珍贵文物；而埃及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收藏着自7世纪至18世纪的超过11万件伊斯兰艺术珍品，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艺术品荟萃之地。此外，开普敦南非国家博物馆、亚历山大里亚美术博物馆、突尼斯国家博物馆、尼日利亚的乔斯博物馆和拉各斯博物馆，以及一些历史纪念博物馆、专题性博物馆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博物馆，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不仅如此，肯尼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利亚、中非、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还积极制订了本国的文物保护法，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此外，埃及、尼日利亚等国的博物馆还多次组织能够充分反映非洲特色的藏品出国展览，不仅宣传了非洲文化、促进了非洲博物馆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效地加强了国际间博物馆的交流合作。

拉丁美洲的博物馆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也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阿根廷已拥有近400座博物馆，巴西也有200多座，其它国家的博物馆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拉美地区各国的博物馆中，阿根廷的博物馆以历史和艺术类为主，纪念性、自然科学以及各专题性博物馆也很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展现了阿根廷的传统文化。巴西的博物馆门类相对较多，既有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又有许多小型的地方史和宗教艺术博物馆，特别是露天博物馆颇具特色。墨西哥也拥有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如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是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向国内外的人们展示着拉美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传播着科学知识。近年来，拉美地区各国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使博物馆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博物馆已广泛进入拉美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学习、旅游和娱乐的重要场所。

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则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博物馆在近代中国诞生后，虽然饱受国内外动荡局势的影响，却依然顽强不息，一直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将博物馆的发展推向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遍布全国的博物馆体系，博物馆事业蒸蒸日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文化教育机构，正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没有博物馆的概念，但现代中国有博物馆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元前478年以孔子故居和遗物创建的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庙堂作为中国纪念性博物馆的发端，理由是它不仅保存着与孔子相关的各种实物，而且是举行纪念仪式、研习经典和供人参观的重要场所，这些都与我们今天对博物馆的理解颇为相似。不管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应当承认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思想和重视古物珍品的习惯非常有利于文物收藏的形成。

早在36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室和贵族们就已经开始搜集和保存珍品古物。周代继承了商朝的收藏传统。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就已出现了收藏文物珍品的“天府”，并设有专职官员负责登记、管理。同时，周朝的聂氏宗祠、府库也收藏有诸多文物宝器。秦汉以后，既出现了保存战利品、纪念品和古物的武库，也建立了专门收藏艺术珍品、图书文物的“貔貅”、“石渠”和“兰台”[5]。此后，历朝宫廷王室都开始建立集藏文物珍品的专门场所。如隋炀帝时，便建立了“妙楷台”和“宝迹台”[6]，专门用于收藏自魏以来的书法名画。到了宋朝，崇尚古物、收藏鉴赏之风更胜。宣和年间，仅皇室收藏的文物就已多达万余件，因此，宋徽宗先后修建了崇政殿、宣和殿、保和殿以及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等殿阁，专门收藏书画、古玉、印玺和各种鼎彝礼器。不仅皇室如此，官僚、士大夫们也竞相收藏，涌现出了包括欧阳修、赵明诚在内的一批名重一时的私人收藏家。这时，不论是宫廷皇室还是贵族官僚，他们收藏的目的都已不再是单纯的赏玩遣兴，而是更多地关注收藏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随着收藏者对藏品价值的关注，对藏品的研究在这时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仅出现了官修的《宣和博古录》、《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研究著作，而且出现了不少私人藏家的研究论著，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这些著述对后世藏品的鉴赏研究、分类登录和保护修复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元灭宋金，依然十分重视对古物珍品的收藏、保护和研究，不仅有秘书监收藏和保护书画，而且先后设置了典瑞院、奎章阁和宣文阁等，用以收藏和研究书画古物。明朝宫廷虽然接收了元朝的许多收藏，但规模已不如前代。然而这时，王府权贵和私人藏家的收藏却日渐丰富，甚至还出现了文物鉴定方面的专著《格古要论》。到了清代，文物的收藏和研究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收藏品的数量和种类，还是对收藏品的研究和鉴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当时，不论是皇家宫廷，还是私人藏家，其藏品多以万件计，且类型众多，自书画印玺、石刻拓本、古玉陶瓷、金铜佛像至甲骨钱币、钟表奇器，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同时，对藏品的鉴赏和研究也日益深入。不仅出现了钱大昕、王昶、吴式芬、吴大澂、托忒克·端方、叶昌炽、杨守敬等著名的收藏鉴赏家，而且产生了大量官方和民间修著的关于藏品研究的理论著作，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钱录》、《语石》等。

虽然中国对文物珍品的收藏、保护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历代的收藏多偏重于文物，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藏品重视不足，而且长久以来，这些收藏多为统治阶级和贵族官僚所有，始终处于封闭的内向环境中，不向社会开放。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近代公共博物馆在中国的产生，但却在客观上为近代博物馆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博物馆的发端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渗透传播以及国人对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近代科学知识的宣传介绍，中国境内不但相继出现了许多外国人开设的博物馆，而且也诞生了第一座国人自主创办的公共博物馆，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发端。

1.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博物馆

19世纪60、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不断增强，法、英、日、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天津市、济南市、台湾、成都市等地开办了一些博物馆。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博物馆起初只是作为传教活动的副产品，后来，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遂成为掠夺中国资源、搜罗中国文物和实施奴化教育的文化侵略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它们也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最早在中国境内开办博物馆的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会士韩伯禄（韩德）。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徐家汇始创徐家汇博物馆，以期实现通过开展科学活动推动和促进传教事业的目的。当时的徐家汇博物馆主要收藏动物和植物标本，每日午后准入参观。1930年，徐家汇博物馆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大学，并另建新馆，改名为震旦博物院。虽然徐家汇博物馆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但它却是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的近代意义的博物馆。随后，1874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也在上海创办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主要收藏生物标本和矿物标本，还包括一些文物和美术品。1904年，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的新学中学内创立了华北博物院，藏品主要为地质及矿物标本。1905年，英国浸礼会教士怀恩光也在济南市兴建了广智院，主要展出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以及科技模型、历史文物等。1914年，法国耶稣会神父桑志华在天津市筹建黄河白河博物院，后更名为北疆博物院，即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1928年，北疆博物院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藏品以自然标本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疆博物院陈列馆建成之前，桑志华曾将在中国境内搜集的许多珍贵动植物标本运往国外，赠送给包括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在内的诸多欧美博物馆。这种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增进了欧美人民对中国自然状况的了解，但实际上却是对中国自然资源的一种掠夺，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西方殖民侵略者的野心。此外，这个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博物馆还包括日本人于1915年在台湾建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馆、1916年在旅顺建立的满蒙博物馆（1918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以及美国人于191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建立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等。

2.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博物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王朝的腐朽孱弱，遂开始关注西方的科学文化，试图从中找到救国的良方。国人对近代博物馆的关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848年，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就已经对普鲁士王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建立的相当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军器库”、“军工厂”和“古玩库”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后，随着出国访问和留学人员的增加，有关国外博物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各种游记和随笔中。林鍼的《西海纪游草》、斌春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王韬的《漫游随录》、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黎庶昌的《西洋杂志》、陈兰彬的《使美纪略》和徐建寅的《欧游杂录》等，都对欧美诸国的博物馆及其陈列展览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述。这些对国外博物馆的见闻和介绍不仅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进一步了解甚至建立博物馆的兴趣。

19世纪末，随着维新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人们越发认识到博物馆对社会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许多维新人士都提出了建立博物馆的主张。1895年成立的上海市强学会就曾在其章程中将建博物院与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图书馆一起作为“最重要四事”。同时，强学会的地方学会章程中也有创立博物馆的规定。1898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曾提出在太平世的全国三级行政组织中均应建立博物馆的主张。此后的“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在提倡废科举、办学堂、设报馆、广译书的同时，也提出了创立博物馆的主张，并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甚至在189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起草的章程中，还详细制订了对民办博物馆的奖励办法。不仅如此，当时清政府包括工部尚书孙家鼐、刑部侍郎李端棻和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等人在内的诸多大臣也十分赞成建立博物馆，以启发民智。虽然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这些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但近代博物馆在中国产生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却日趋成熟。

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国人便开始了创建博物馆的尝试，如1876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的博物馆、1877年上海格致书院拟建的“铁嵌玻璃房”博物馆等。虽然它们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初创具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它们尚不完全具备近代博物馆的特征。博物馆学界通常是将1905年张謇创建的南通博物苑视为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张謇是清朝末年的状元，也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他认为，“欲国之强，当先办教育”，而“欲兴教育”，则应“先兴实业”。因此，他先后兴办了包括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在内的一批民族企业，并以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兴办文化和教育事业。这位开明儒雅、深具社会责任心的实业家，在其从事文教活动的过程中，以及在国外所做的对博物馆社会意义的考察中，深刻地认识到博物馆在保护文物珍品、配合学校教育、开发民智和提高国民文化修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905年，他相继向清政府递交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建议在京师建立国家博物馆，并向全国各地推广。但是，张謇的建议并未被清政府采纳。同年，他便开始以个人财力在家乡南通筹建南通博物苑，通过购置民房、迁移荒冢、平土筑垣，先后兴建了中馆、南馆、北楼和东楼四个陈列馆，并向社会公众开放，陈列自然、历史、美术和教育四部分多达2900余号、约20000余件的藏品。此外，苑内还设有植物园和动物园，并且建造了假山、亭榭、荷池等园林建筑。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南通博物苑终于发展成为融中国古代园囿与近代博物馆于一体、将民族特色与科学内容相结合的“园馆一体”的园林式综合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而且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

张謇不仅成功地创建了南通博物苑，而且他还积极吸取国外博物馆建设的有益经验，结合自己对博物馆长期建设管理的思考和实践，对包括博物馆的性质、职能以及具体作业和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例如，他认为博物馆具有保护祖国文物、辅助学校教育和启发民智的功用；藏品的来源既可以是内府也可以是私人藏家；藏品的征集应当自愿，且对捐赠者应予以奖励；藏品征集的范围应当全面多样；对征集品应当甄别鉴定，谨慎收藏；对藏品应当分类保管，编目登记，进而考证研究；陈列展览应具有特色，可以按展品性质，以地区、时代等为线索进行布展；博物馆的管理不仅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更需要学识渊博的管理人才；等等。张謇的这些博物馆理论，既借鉴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为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学理论。它不仅对中国当时的博物馆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和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通博物苑的出现，带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发展。紧随其后，1905年，清学部侍郎严范孙在其家乡天津市的城隍庙开办了教育品陈列馆，“陈列物理化学仪器，博物标本多种，纵人观览”[7]。1906年，京师乐善园（故址在今北京动物园）被辟为农商部农事试验所，陈列自然标本。1908年，泰安市创设教育博物馆，“自日本购到教育品多种，一一陈列，任人观览”[8]。此外，两江总督托忒克·端方也以个人收藏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开办了陶斋博物馆。

这个时期，中国开办的博物馆以自然类的为主，而且博物馆基本都是以保护文物和标本、启发民智为主要目的，进而使之成为辅助新式学校教育的工具。在此期间，虽然早期的博物馆几乎都是依靠民间力量兴办的，但清政府却将对博物馆事业的行政领导和监督纳入了当时政府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

事业的初步发展

1912到1937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从清王朝的覆灭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全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崇尚民主、提倡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在这时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12年，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馆址初设北京国子监旧址，并聘请京师大学堂教授胡玉缙为筹备处主任，接收太学礼器等文物作为最初的馆藏。1917年，教育部决定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以午门城楼和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东西朝房和端门城楼作为文物库房，其中部分西朝房作为办公室。这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除接收了大量社会捐赠和政府移交的文物外，还不断通过藏品征集和考古发掘继续充实馆藏。截至1926年，该馆藏品已达215200余件。经过多年筹备，1926年10月10日，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设有十个专题陈列，供社会公众参观学习。开馆后，该馆不但陆续编辑出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国立历史博物馆讲演会讲演录》，而且还编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物品目录》、《国立历史博物馆存储物品目录》等。1927年，教育部还制定了《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明确指出国立历史博物馆以“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9]为宗旨，馆长由教育总长聘任，主持馆务。

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创办的博物馆，在推进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草创伊始，因陋就简，但却高踞昔日封建王朝的午门之上，向世人宣告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和民主共和时代的来临。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市，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属大学院。1929年，大学院改制，历史博物馆又归属教育部。同年8月，又将其划归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更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1933年4月，历史博物馆划归在南京新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改名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时，日军已侵占东北地区，并开始大举进犯华北，历史博物馆便将部分重要藏品运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继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后，1913年，内务部开始将热河（今河北承德）和辽宁省（今辽宁沈阳）两地清廷行宫的文物共20余万件陆续运往北京，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了古物陈列所，任命热河都统治格为所长。1914年10月，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史上第一座以帝王宫苑和皇室收藏辟设的博物馆。在其影响下，1915年，在南京南京故宫旧址也建立了南京古物保存所，用以保护和陈列明故宫遗物。为了吸引观众和保护藏品，古物陈列所规定稀世珍品不作长时间陈展，要经常更换，而一般展品“或旬月一换，或逢令节纪念日等日减价期间，分别选择更易”[10]。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7月中旬到1934年，该所共接待观众422000人次，最多一月（1932年10月）观众达17457人次。1946年12月，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

其实，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随着近代科学教育和学校在全国的兴起，一些开明人士和社会团体便开始呼吁建立科学和教育博物馆。早在1913年，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就在北京府右街建立了教学实习性的博物馆。1915年，该馆制作的各种大桥涵洞模型还曾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荣获大奖章。自此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有关科学和教育的博物馆。1916年，经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共同努力，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成立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同时，在兵马司胡同南面的丰盛胡同建立地质陈列馆，陈列地矿标本917件。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地质矿产为内容的专门博物馆。同年，保定市各学校和教育机关联合成立了保定教育博物院。1918年，直隶省教育科及天津市劝业所联合各级学校建立了天津博物院（1928年改名为河北第一博物院）。同年9月，江西教育厅筹设的省立教育博物馆正式开馆。1919年10月，山西省成立了教育图书博物馆。翌年，教育部也在北京筹办教育博物馆。

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故宫，又称紫禁城，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宫内建筑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皇室珍藏更是琳琅满目、精美绝伦。辛亥革命后，根据“中华民国”政府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紫禁城内后三宫仍由逊帝溥仪居住。溥仪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倒出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辛酉政变”，组织摄政内阁，修改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财产及一切善后事宜。1925年9月29日，善后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并对社会公众开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并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11]。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院以下设秘书处、总务处以及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古物馆馆长为易培基（兼），文献馆馆长为张继，图书馆馆长为庄蕴宽。至此，故宫博物院大局初定。

1928至1931年间，故宫博物院不但将部分宫殿及其陈设保持原状对外开放，而且还新开辟了宋元画、明清画、玉器、铜器等37个专门陈列室，出版影印字画和图书、文献二百多种，定期刊物数种。这些都为故宫博物院赢得了大量观众，据统计，仅1934年，故宫博物院的观众数量就高达52776人次。

故宫博物院以恢弘壮丽的古代宫殿翊坤宫和丰富珍贵的文物收藏而为世界瞩目。同时，它的成立也对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继故宫博物院之后，中国许多省市都开始纷纷兴建博物馆，主要包括：1927年开始筹建的河南博物馆、同年成立的湖南地质矿产陈列馆、1928年建立的兰州市立博物馆、同年成立的南京市立历史博物馆、1929年建立的浙江西湖博物馆、1930年成立的天津美术馆、1934年建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同年开工的上海市立博物馆等。与此同时，博物馆的类型也日趋多样化，出现了不少颇具特色的博物馆。例如，1929年由中央观象台改组建立的国立天文陈列馆，1931年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筹建的通俗博物馆，1932年正式开馆的青岛水族馆，同年建立的北平国剧陈列馆和1934年创建的庐山植物园等。

另外，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中央博物院的筹建也是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早在1924年，颜惠庆、顾维钧、章士钊等人就曾提出筹建综合性中华博物院的方案，“以搜掘陈列并研究自然科学及工业的、美术的、历史的各种物品为范围”，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1933年，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再度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南京成立，并延请傅斯年任筹备处主任（后李济继任）。筹备伊始，便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之资料，为系统之陈列，永久之保存，借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作为其宗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拟《中央博物院设立意见书》关于分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工作计划中提出：“自然馆中，求能系统的扼要的表示自然知识之进展，并求其利用中国材料；人文馆中，求能系统的表示世界文化之演进，中国民族之演进；工艺馆中，表示物质文化之精要，尤其是关于实业及国防者，用以激励国人。”[13]三馆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周仁负责筹备工作，院址选定在南京中山门内。1936年4月，成立理事会，推举蔡元培为理事长。同年夏，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建造由徐敬直设计的人文馆。1937年8月，因日本侵略军的进犯被迫停工，第一期工程仅完成四分之三。筹备处随即迁往四川省，直到1946年才迁回南京。1948年，人文馆竣工开放，规划中的另外两馆因时局原因未能实现。1950年，定名为南京博物院。

综上所述，从1912到1937年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不仅将博物馆纳入国家社会教育体系，初步确定了国家对博物馆的宏观管理体制，而且制订了与文物博物馆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如《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古物出口护照规则》（1935年）等，使文物和博物馆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不仅如此，在这期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数量、规模、类型和专业水平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截至1936年，全国博物馆总数达77所，连同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美术馆、古物保存所和植物园等共计231所。其中，既有像国立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一样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又有许多省市级的中、小型博物馆；既有传统的自然、历史和综合性博物馆，又有新兴的科技、艺术和专门性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包括藏品征集、保管、研究和陈列展览在内的各项专业工作的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不但藏品征集的途径日益多样、范围不断扩大，而且藏品的数量持续增长、保管日趋科学；不但陈列展览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对外交流和吸引观众也做得有声有色，如1935年曾组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河南博物馆的精美藏品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由此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观众；不但博物馆的收藏和社会教育职能日益显著，而且对博物馆及其藏品的科学研究也日渐深入，出版了许多馆刊，如《历史博物馆丛刊》、《故宫周刊》、《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等。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博物馆认识水平的深化，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些都为全国性博物馆团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市成立。协会以《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为指导，确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14]为宗旨，推举马衡为会长，袁同礼、翁文灏、朱启钤、叶恭绰、李济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协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博物馆学术研究、博物馆建筑和陈列、博物馆学论著的审查出版和学术讲演会的召开。协会的会员分为团体会员、个人会员、永久会员和名誉会员四种。协会诞生之初，团体会员有30多个，个人会员120余位。协会成立后，不仅发行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而且编印了《中国博物馆丛书》。1936年，还在青岛市召开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年会，规划全国的博物馆事业。

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建立，不论是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还是对博物馆学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其影响下，中国博物馆学者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博物馆一览》、《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等资料和论著。这些成果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状况和博物馆学研究的水平，而且客观地介绍了国外博物馆的情况，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1937到1949年的十二年间，中国陆续爆发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举国上下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年的战事和社会的动荡，使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其间，大多数博物馆遭到破坏，大量珍贵藏品被毁，中国的博物馆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抗日战争时期的博物馆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虽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护文物藏品，曾将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在内的部分博物馆迁往内地。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仍有大量博物馆受到战事的冲击，它们中有的直接毁于日寇的炮火；有的沦陷后遭到敌伪的劫掠；有的被迫关闭或转移，在辗转迁徙途中，文物藏品多有散佚毁损。即便是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仅存的少数博物馆，也无法正常开展活动。据统计，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中国的博物馆数量从1936年的77座，逐步减少到1937年的42座，再到1942年的20座，最后，到1944年仅剩8座。即使加上这期间在西南的四川等省新建的几座博物馆，截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也仅有12座博物馆。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造成的文物藏品的损失，更是很难进行完整、精确的统计。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曾对公私文物损失进行登记，根据调查分类分省编成《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分列书籍、字画、碑帖、地图、艺术品、仪器、标本、古迹八类，文物藏品损失总计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虽然战争给博物馆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战争期间，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区及伪“满洲国”，依然有屈指可数的博物馆得以建立。为了继续国民教育、激发爱国热情，同时，保护珍贵藏品，国民政府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博物馆主要包括：1939年在兰州创建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41年在成都建立的四川博物院和1943年在重庆北碚创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等。怀着掠夺中国自然文化资源、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教育的野心，日本侵略者分别在青岛和武汉开办了山东产业馆和伪“省立古物陈列所”，还在伪“满洲国”建立了所谓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等。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后，便一直十分重视文物与博物馆工作。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就曾决定在瑞金附近的叶坪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馆，并向各级政府机关、党组织、部队和各群众团体征集革命文物，但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得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实现。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市等革命根据地仍然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博物馆事业也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前行。这期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利用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馆、展览馆和庙会等，举办了各种类型的陈列展览，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科学文化教育。例如，1940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一二九师举办的军民死难烈士遗物展览会，从1943年开始延安每年组织的综合性展览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延安等地举办的文教、美术、生产、卫生等重要展览会不下一百个。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但曾经尝试建立博物馆，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曾提出筹设历史博物馆的议案，而且努力将其付诸实施，于1940年在延安创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1941年在延安文化沟创立了边区地质陈列馆，鲁迅美术学院和陕北公学等学校也积极地筹建了陈列馆。这些都为日后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解放战争时期的博物馆事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河南博物馆等在内的各地博物馆都陆续恢复了活动。同时，中国国民党教育部和各地有关机构对日伪地区的博物馆也进行了接收。

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再度陷入困境。这时的博物馆，有的文物藏品被掠夺，有的因经费匮乏而被迫关闭，勉强支撑局面的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到1948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博物馆只剩下10余座。1948年冬，看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馆留存南京的文物精品劫运台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间，国民党政府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精粹总计2920箱，约合231910件，分三批运往台湾。中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852箱，计11729件，也在此时被运往台湾。这些文物便成为日后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但继续坚持利用小型和流动陈列、展览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宣传教育，而且坚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努力发展博物馆事业。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建立革命烈士纪念堂、革命史迹博物馆等议案。同年，西北党校便设立了“四八”烈士纪念室，用以陈列烈士遗作、译著、纪念文章等。1946年，包括延安边区在内的许多解放区都建立了民众教育馆、生产馆、翻身馆、地方武装馆和时事馆等，以展出各种标本、模型、图片和实物。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还在哈尔滨市筹建了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牺牲烈士纪念堂（后改名为东北烈士纪念馆），1948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收集有藏品2000余件。

当代博物馆事业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而且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自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发展道路。博物馆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六十余年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但也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正沿着健康、科学的发展之路持续、快速地前进。

1.新中国博物馆的重建（1949～1952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解放前遗留的博物馆25座（其中还包括9座外国人兴办的博物馆）[15]，而且这些博物馆经过战火的摧残，多数已经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而言，继续接管各地已有的博物馆并对已经接收的博物馆进行改造和整顿，有效保护和征集文物藏品，大力普及博物馆知识，便成为新中国博物馆重建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便设立了以郑振铎为局长的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为专门管理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行政机构，并立即着手对原有博物馆进行接管和改造。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接管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外国人遗留下来的博物馆。例如，1949年，就接收了日本人兴办的山东产业馆、青岛水族馆和旅顺东方历史文化博物馆；1950年，苏联政府将原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研究所移交中国，改名为松江省科学博物馆；1951年，接收法国人创办的北疆博物院，筹建天津市人民科学馆（1952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952年，接收日本人经营的大连市资源馆，并更名为东北资源馆；同年6月，上海文化局接收亚洲文会所属博物馆，改组为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此外，1952年，山东省自然科学研究所还接管了英国人兴建的济南广智院，后成为山东博物馆的东馆和自然陈列室；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也在这年共同接收了震旦博物院。

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加上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因此，当时国家决定对博物馆采取“以改造为主，仅在个别有条件地区筹建新馆”的方针，并且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16]根据上述决定，文化部首先确定以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为改造重点，改造陈列内容，整顿藏品管理，加强群众工作，建立健全制度，努力清除旧时代的影响。与此同时，各地博物馆也都相继展开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改造和整顿。上海、南京、东北等地纷纷举办了大量思想性很强的历史和自然展览，并结合群众的文化程度，建立了讲解宣传制度，使博物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

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依然在个别有条件的地区筹备和兴建了一些博物馆和纪念馆。例如，1949年新建的北京鲁迅故居，1950年设立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和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50年成立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1952年创建的上海博物馆等。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中国政府还十分重视对文物藏品的保护和征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曾颁布《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等，宣布一切具有革命、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图籍与珍贵的自然标本，都必须妥善保护，不得破坏或盗卖，严禁非法出口。随后，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措施都及时、有效地制止了文物、标本的破坏和流失。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对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仅10天，中央宣传部就发出《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并指示组建革命博物馆接收文物。1950年，中央政府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以抢救革命文物为起点，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文物保护和征集运动。政府、军队、国家领导人、私人收藏家和普通民众都积极地参与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文物藏品征集运动。其间，时任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的王冶秋就在1949年亲自征集到李大钊牺牲时受刑的绞架和刘胡兰受刑的铡刀；政府也斥资将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购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还一次性移交文物2645件；董必武也将1947年冬在军务倥偬中陈毅交给他的朱由校封赠赵南星夫妇的诰命一轴和铁如意一柄捐赠国家；文化名人贺孔才和古董商霍明智也分别捐赠文物5371件和万余件。总之，由于社会各阶层的热心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次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仅华东地区1950年就征集到书画5287件，铜、瓷、玉器16072件，甲骨1158片，革命文物6357件。通过这次全国范围的文物征集运动，不仅及时、有效地防止了文物、标本的进一步散失，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馆藏，锻炼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从而为新中国博物馆的重建和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这个时期也是新中国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理论和专业知识大力普及和积极学习的重要阶段。1950年，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就曾结合博物馆的实践指出，博物馆应注意陈列展览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1951年，文化部又提出要将博物馆工作人员和社会一起进行思想改造，从而使博物馆的政治使命意识逐渐强化。这期间，随着中国文博界向苏联学习的不断深入，对博物馆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也在全国迅速展开。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大学文学院便开办了博物馆专修科，学制两年，以培养博物馆专业人才，普及博物馆理论和专业知识。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开始编辑《文物参考资料》，并不断刊登苏联的博物馆理论和应用知识，如连载了米哈依洛夫斯卡娅编著的《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理论和专业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发展。1952年，文物局还组织翻译了苏联1950年出版的关于博物馆科学研究、材料征集和陈列方法等工作经验的五个文件，并转发全国博物馆，这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博物馆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发展。

2.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发展（1953～1966年）

1953至1957年，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期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苏联博物馆建设经验的学习，中国许多地方都开始筹建反映本土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民主建设成就的地志性博物馆。为了取得典型经验，1954年文化部文物局以山东博物馆为试点，邀集北京等十余个省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协助工作，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使山东省博物馆成为中国第一座拥有系统陈列的地志性博物馆。1956年，文化部在济南市召开全国地志性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山东省地志博物馆的经验，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地志博物馆的建立。截至1957年，各省陆续筹建的地志博物馆已达31座。

除积极发展各省地志博物馆外，“一五”期间，专门性博物馆和纪念性博物馆的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53年）、杜甫草堂纪念馆（1953年）、景德镇陶瓷馆（1953年）、徐悲鸿纪念馆（1954年）、西柏坡革命纪念馆（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1956年）、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1956年）和李大钊故居纪念馆（1957年）等，都相继建立起来。截至1957年，全国已拥有专门性博物馆和纪念性博物馆40座左右。

为了总结和推广这个时期博物馆建设的经验，解决博物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推动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1956年5月21日，文化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局局长、全国主要博物馆负责人及有关专家110人出席会议，听取了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夏衍和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报告，并交流了经验。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收藏所”，博物馆的基本任务则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随后，1957年4月22日至26日，文化部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纪念性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纪念馆的性质、特点、发展方向以及各项工作的原则与要求；批评了低估原状陈列、追求规模气魄以及把纪念馆与专门性历史博物馆混同起来的做法；提出今后应本着勤俭办博物馆的方针，有重点地逐步发展小型多样、丰富多彩的纪念馆和革命纪念馆。这两次会议，对当时及日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前进。

总体而言，“一五”期间，一方面，中国博物馆的类型和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据统计，截至1957年，仅文化部所属的各类博物馆就已经有72座。除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两地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市、自治区都建立了博物馆或筹备处，基本改变了过去博物馆只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不平衡局面，博物馆的布局正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博物馆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活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提高。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中国国家博物馆界对苏联博物馆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实践日益深化，以至于1957年《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经翻译出版，便迅速成为中国博物馆界的重要教科书。其次，博物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深入的藏品征集工作，从而使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1957年时，全国博物馆的藏品总数已经达到了350多万件，比1952年增长了1.35倍。再次，各类博物馆都举办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陈列展览，一些博物馆还通过流动展览的方式，将陈列展览送到群众中去，从而使博物馆的年观众达到了1200万人次。这些陈列展览不仅为博物馆吸引了大量观众，而且对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提高公民修养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包括南京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在内的一些博物馆还率先组织了博物馆之友，有的还为科研咨询等业务活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区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军委也决定在北京兴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年9月17日，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博物院时指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17]这更加坚定了对高水平博物馆建设的信心。随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1959年7月竣工，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也于1959年8月落成。这三座大型博物馆的建立，是5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们不仅集中了新中国建立10年来全国文物工作的成果，也集中了10年来全国博物馆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在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前所未有的高度。

50年代末，在三大馆兴建前后，国家自然博物馆和地质部中国地质博物馆（今中国地质博物馆）也相继修建了新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陆续建立起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小型博物馆和各具特色的专门性博物馆，如荆州市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阳市汉画馆和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等。截至1959年，中国的博物馆总数一度达到480座。因此，可以说，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5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在这期间，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其中，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博物馆“大跃进”运动便严重地影响了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当时，不但一味追求博物馆建设的速度和数量，提出要在三五年内达到县县有博物馆、社社有展览室的目标，而且还片面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正规化和现代化，主张博物馆应当密切配合中心任务，厚今薄古，致使博物馆的建设不顾质量，盲目冒进，浮夸成风。这些都打乱了博物馆发展的正常秩序。

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倾向，从196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博物馆工作的调整。1962年，文化部文物局还制定了《关于博物馆和文物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便及时总结“大跃进”以来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博物馆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对博物馆调整工作的展开，不仅关闭、合并了一大批水平极低的博物馆，使博物馆的数量从1959年的480座降至1965年的214座，而且恢复和改进了博物馆的工作秩序，进一步明确了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和内部管理的任务和要求，特别是藏品管理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加强。自此，中国博物馆事业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1958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尽管存在“大跃进”运动的干扰，却依然兴建了一批高质量的博物馆，并且还出现了文物征集入藏的新一轮高潮。在这些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博物馆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1953至1966年的十余年间，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关怀下，在老一辈博物馆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初步发展。不但博物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类型和规模日益多样，而且博物馆工作的整体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包括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和藏品征集、保护、管理在内的各项业务活动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外，随着博物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博物馆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开展。同时，在博物馆的工作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业务骨干，进而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博物馆工作队伍。虽然其间也出现过错误，经历了挫折，但都能够及时改正并汲取教训，使博物馆的发展继续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前行。

3.博物馆事业的破坏和停滞（1966～1976年）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博物馆刚刚出现的良好局面又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当时指导博物馆工作的“三性二务”被当成“修正主义”而大加批判，博物馆被诬为“封、资、修的黑窝”、“藏污纳垢之所”，馆藏文物也随之成为破除“四旧”的对象。[18]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库房受到冲击，而且一些重要的历史遗址和古代建筑也遭到破坏，甚至大量散存民间的私人珍藏也惨遭洗劫。尽管其间广大文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为保护、抢救博物馆和文物古迹奋起抗争，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不少博物馆派人轮流日夜值班，保护馆舍和藏品库房，抵挡了红卫兵的多次冲击；故宫博物院在危急情况下，报请周恩来总理派部队进驻保护；文博工作者甚至去金属冶炼厂和废品回收站拣选、抢救文物；等等。但是，这期间对博物馆事业特别是文物藏品和古迹所造成的损毁，依然是难以估量且无法挽回的。

不仅如此，随着破除“四旧”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升级，全国许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因被造反派定为“大毒草”而被迫拆撤，除革命遗址纪念馆外的大量博物馆也都被迫关闭。许多地方博物馆的机构和建制甚至一度被撤销或裁并，馆舍建筑也改做它用。例如，东北烈士纪念馆就因被强加“宣传错误路线，为叛徒树碑立传”的罪名而被撤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列被批为“又黑又粗的黑线陈列”，随后两馆即被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福建博物院除保留藏品库房和部分用房外，大多馆舍和场地都被改为农场和养猪场。到1969年，全国博物馆数量已减至171座。此外，博物馆专业人员队伍也在这时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大批博物馆工作者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尤其是业务研究和技术工作人员，他们有的被下放劳动，有的被批斗改造，有的被迫调离或转业。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后文博工作人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窘迫局面，给中国博物馆事业留下了短期难以治愈的“内伤”。

综上所述，截至60年代末，全国的博物馆事业基本已陷入瘫痪状态。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197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以期恢复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的工作。自此，有些博物馆便开始组织力量，筹办新的配合政治教育的展览了。随后，图博口领导小组为了进一步打开博物馆工作的局面，又决定筹办全国出土文物展和出国文物展。这两个大型文物展览的成功筹办，不仅大大强化了文物与博物馆工作恢复的势头，而且有效地提升了博物馆事业在当时社会的声望和地位。与此同时，1971年7月，在周总理的关心和推动下，关闭五年之久的故宫博物院也得以重新开放。1973年初，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博物馆工作的恢复与发展，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的文物、博物馆以及图书馆事业。同年10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恢复并对外开放。在这些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建制以及陈列、保管和研究等业务工作也开始逐步恢复，博物馆事业由此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转机。

然而，就在博物馆工作日渐复苏之际，1974年1月，全国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国务院于1974年8月发出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运动中注意文物保护。而且，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在1975年筹办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展览，以大量的实物资料，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广大老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总体而言，面对当时动荡的国内局势，博物馆事业只能依靠党和广大博物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斗争中艰难前行。

总而言之，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但博物馆的正常工作无法展开，就连基本的馆舍、藏品和工作人员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另外，难以计数的民间收藏和历史遗迹也在这场浩劫中惨遭毁损。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而言，无疑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尽管十年间始终都有党政领导和博物馆工作者在坚持不懈地抗争，但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纷繁复杂的局面，博物馆工作只能在风雨中飘摇。

4.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1976年至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国家文物局便组织召开了全国文博图学大庆市座谈会，会议强调了博物馆的恢复和整顿，提出应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博物馆工作中造成的混乱。同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又在苏州市召开了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分析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影响，增强了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总结交流了文物保护工作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拟订了《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试行）》。经过近两年的恢复和整顿，截至1978年底，不但中国大多数博物馆完成了对馆藏一级品的编目，而且藏品库房的管理水平也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不仅提出要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当中以及以前的“左派”错误，而且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基调。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文物局于1979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把博物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上去，要集中力量加强基本陈列和科学研究，并把征集、保管、宣传教育等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把博物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如此，这次座谈会还讨论拟订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草案）》，对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及各项工作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于同年6月29日由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布实施。这个条例不仅满足了当时博物馆拨乱返正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系统、完整的博物馆管理规章，至今仍然起着规范博物馆建设的重要作用。自此，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国文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不仅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体现为：

（1）中国国家博物馆数量的大幅提升

近三十年来，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振兴、社会文化事业特别是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社会公众对博物馆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大众旅游的兴盛等原因，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实可谓突飞猛进。特别是80年代，中国博物馆更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据苏东海的统计，1980年至1985年间，全国平均每10天就会出现一座新建的博物馆。其中，1984年达到最高峰，年新增博物馆151座，平均每2.4天就有一座新建的博物馆问世，比美国60年代初每3.3天新建一座博物馆的速度还要快。1980年，全国文物系统所属的博物馆仅有365座，到1985年便增长到了711座，1987年为827座，到了1990年则已经达到了1013座。90年代，虽然博物馆的增长速度开始逐渐放缓，但数量仍然持续上升。1993年时，全国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已达1130座，是1978年的3.24倍。到了20世纪末的199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市、自治区仅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更达到了1357座，如果再加上其它各种体制的博物馆，其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座。进入21世纪后，博物馆的数量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截至2004年，中国仅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已有1552座，连同其它各类博物馆，目前，其总数已达到2300多座。

（2）博物馆的类型日益丰富多样

由于受到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历史类和纪念性博物馆的比例一直相对较高，而其它类型博物馆的发展则显得相对不足。但近些年来，随着博物馆事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博物馆学科理论的不断更新以及社会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类型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除历史类和纪念性博物馆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艺术类博物馆、专门性博物馆、反映各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以及新兴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方面，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地的自然史博物馆外，还建立了诸多科技馆、古生物化石馆和中国地质博物馆，如中国科学技术馆（1988年）、香港科学馆（1990年）、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1997年）、自贡恐龙博物馆（1987年）、中华恐龙馆（2000年）、贵州地质博物馆（1985年）和黑龙江省地质博物馆（2007年）等。在艺术类博物馆方面，新建了大量美术馆、雕塑馆和工艺美术博物馆，如云南省美术馆（1985年）、台湾鸿禧美术馆（1991年）、郑州美术馆（1997年）、深圳雕塑院（1991年）、青岛雕塑艺术馆（2000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1987年）、中国工艺美术馆（1990年）和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2003年）等。在专门性博物馆方面，由于经营主体扩大、各行业需求增加等原因，各种各样的专业博物馆应运而生，如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1980年）、香港茶具博物馆（1983年）、潍坊风筝博物馆（1987年）、杨凌昆虫博物馆（1987年）、中国茶叶博物馆（1991年）、中华航天博物馆（1992年）、中国钱币博物馆（1992年）、澳门葡萄酒博物馆（1995年）、台湾木雕博物馆（1995年）和中国西瓜博物馆（2004年）等，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民族和民俗博物馆方面，不仅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建立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如雷山县上郎德苗族民族村寨博物馆（1987年）、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1994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1996年）、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1998年）、湖南溪州土家族民俗博物馆（1987年）和贵州民族民俗博物馆（2004年）等，而且汉族也建立了不少民俗博物馆，如洛阳民俗博物馆（1988年）和北京民俗博物馆（1999年）等，它们共同展示着中国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劳作娱乐、婚丧嫁娶等生活场景。不仅如此，随着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和发展，强调原状联系性保护、力求使实物尽可能地接近其固有环境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近年来在中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后兴建了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1998年）、贵州省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199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南京石头城社区历史文化博物馆（2007年）和北京崇文区花市社区博物馆（2008年）等。而且，包括“数字故宫”、“数字敦煌”及众多博物馆网站、网页等在内的数字博物馆建设也正在悄然兴起，蓬勃发展。这些博物馆不仅践行和丰富了新博物馆学的理论，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当代博物馆事业的深入发展。

（3）博物馆的规模和布局日趋合理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一方面，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国外博物馆中、小型化的有益经验，新建了大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并且建设和运营成本也相对较低的中、小型博物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2000多座博物馆中，中、小型博物馆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也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建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1991年）、上海博物馆新馆（1996年）、河南博物院（1998年）、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1999年）、西藏博物馆（1999年）、福建博物院（2002年）、天津博物馆（2004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5年）、山西博物院（2005年）和新首都博物馆（2006年）等。由此，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型博物馆相互结合、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改观，改变了原来将博物馆主要集中在国内各大城市的布局思想，加强了中、小城市和县级博物馆的建设，呈现出非集中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各市、县均有博物馆，形成了覆盖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博物馆网，并正在逐步向农村拓展。

（4）博物馆的营建主体日渐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国还出现了多方动手兴办博物馆的新势头。博物馆的营建主体也开始由国家和各相关部门、集体，逐步扩大到各相关行业学会、大型企业、研究机构，甚至个人。例如，国铁集团博物馆（原铁道部科学技术馆）就是由铁道部作为营建主体建立的，中国农业博物馆（1986年）的营建主体是农业部，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1989年）是以中国航空学会为营建主体建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1992年）是由国家纺织总会作为营建主体，中国电信博物馆（2001年）是以中国电信集团为主体营建的，观复博物馆（1997年）、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1998年）、中国紫檀博物馆（1999年）、成都鹿野苑石刻博物馆（2002年）、天津华蕴博物馆（2003年）和南京长风堂博物馆（2004年）等，则都是由私人作为营建主体建立的。尽管上述这些博物馆的营建主体多样、体制不同、类型各异，但它们的建立无疑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发展。

（5）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陈列展览、藏品保管和研究、社会教育以及经营管理等在内的博物馆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呈现出日益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在陈列展览方面，近三十年来，全国博物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采取全新的设计理念，通过新颖的陈列技术和手段，使陈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越来越专业化和现代化。不但吸引了大量观众，有效地提高了博物馆的参观率，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支由初、中、高级职称人员组成的，包括陈列内容规划、艺术设计、制作、施工以及宣教等多工种、多层次的专业陈列工作队伍，建立了以基本陈列为主，以临时陈列、流动展览、借展联展等为辅的现代陈列体系，积累了丰富的陈列经验。尤其是1998年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评选年度“十大精品陈列”以来，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目前，中国博物馆每年举办的陈列展览近万个，年观众量超过1.5亿人次，不仅在宣传爱国主义、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公民素质和配合学校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深化了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

在藏品保管和研究方面，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各级博物馆收藏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标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博物馆共拥有文物2000余万件，标本百余万件。其中，文物系统的文物收藏单位馆藏一级文物总数达4.6万余套，109197件。其次，对藏品的保护和管理越来越法制化和现代化。自1982年至今，国家有关部门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文物、藏品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制定，2002年修订，1991年和2007年两次修正）、《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规定》（1985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986年）、《文物藏品定级标准》（1987年）、《关于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的通告》（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等。这些法律法规不仅有效地规范了博物馆的藏品工作，使其得到了应有的法律保护，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藏品保护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藏品工作的专业化进程。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兴盛，对藏品的保护和管理也日益现代化。博物馆从藏品入藏的各个环节到藏品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正逐步应用许多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利用热释光和X射线等技术对藏品进行分析和鉴定，使用计算机对藏品进行编目、建档和数字化管理，采取空调、温湿调节柜等设备创造适宜的保藏环境，通过现代防火防盗系统与计算机的结合实现对藏品的安防监控，等等。最后，对藏品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且成绩斐然。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也越来越关注对馆藏品的研究，大多数博物馆都配备了专业的研究人员，一些有实力的博物馆还购置了先进的仪器和完备的资料，以期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更加全面地揭示藏品价值，打造精品陈列，进而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凭借良好的科研条件，近三十年间，中国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不仅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报告、论文和专著，而且还将许多研究成果应用于陈列展览、对外宣传等实际工作当中，从而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社会教育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日益加强，通过博物馆，利用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1997年中央宣传部颁布的“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文物系统的博物馆、纪念馆等便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它们在提高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中国博物馆在对社会公众进行养成和终身教育、公共意识教育以及环保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也日渐显著。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正通过包括陈列展览、讲座报告、博物馆旅游和博物馆之友等在内的诸多途径，努力实现着提高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

在博物馆的经营管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少博物馆积极改变观念，不仅实现了与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内的世界多国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而且还吸收和借鉴了许多国外博物馆经营管理的先进理念，如在上海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内试行“一条龙”的专业部门设置，利用博物馆市场营销学对博物馆进行经营管理，对文物系统所属的博物馆基本陈列实行免费参观，等等。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近些年来，中国一些博物馆还实现了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例如，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都已开发和使用了各自的文物信息管理系统，已有近百家博物馆在互联网上设立了自己的站点、开辟了与网友互动的论坛，等等。目前，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和管理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国家文物局也正在制定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具体标准，相信以数字化管理为代表的现代化博物馆经营管理手段也必将得到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6）建立了群众性和非盈利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博物馆学会，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博物馆事业及学术研究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不断深化，博物馆事业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复苏和快速发展。因此，及时地建立起一个统一和务实的博物馆学术团体，用以引导和协调中国诸多博物馆持续、健康地发展，便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于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学会应运而生。1982年3月，参与筹建博物馆学会的广大博物馆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学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此后，伴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结合博物馆的具体工作，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博物馆学会的陈列艺术专业委员会、保管专业委员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传媒专业委员会和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等20余个分支机构。截至1998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学会已发展会员4925人，团体会员289个。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博物馆学会便密切关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不仅积极地为博物馆提供业务咨询、专业人才培训和技术援助等服务，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博物馆的业务和学术水平，而且还成功地组织和举办了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和学术活动。特别是1983年7月被接纳为国际博物馆协会成员之后，学会更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竭力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为己任，广泛地开展了国际间的博物馆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了同国外博物馆工作者的联系，使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迅速融入了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洪流。不仅如此，中国博物馆学会还编辑、出版有《博物馆学论集》、《博物馆陈列艺术》等多部博物馆学学术著作以及《中国博物馆》（季刊）、《中国博物馆通讯》（月刊）等刊物，及时地反映着国内外博物馆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态，为中国博物馆学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总而言之，在其创立至今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博物馆学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下，团结广大博物馆工作者，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贯彻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博物馆学术研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便进入了一个适应国情、讲求实效、持续稳定、开拓创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在这期间，不仅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类型日益多样，而且其规模和布局也日趋合理、营建主体日渐多元。此外，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以及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成绩卓著。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整体状况，同社会公众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以及现代国际博物馆的先进水平相比，其实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法制化建设尚不健全，亟待改善；博物馆社会化的程度也比较低，不论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能力，还是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都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许多博物馆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也急需提升，特别是藏品的管理、保护问题较多；博物馆产业化的步伐相对滞后；等等。因此，未来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必须继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握重点发展、讲求实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稳步前进的原则，不断加强博物馆自身的专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更新和提高博物馆服务社会的内容和能力，争取尽快建立一个门类多样、法制健全、专业现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博物馆特有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前往博物馆，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基本特征

博物馆的基本特征是指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标志，博物馆是以文物或标本为基础，组成形象化的科学的陈列体系，对群众进行直观宣传教育的公共文化机构，其特征可表述为：广博性、开放性、实物性和直观性。

第一，广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博物馆的收藏内涵不断丰富，涉及文物、艺术、科技、自然等多个方面，从文物到日常用品，从物质文化到非物质文化，从标本到活物等资料都是博物馆收藏和研究的对象，博物馆类型不断增多，专门性博物馆大量涌现，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博物馆。可见广博性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文化机构的显著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前进与博物馆的发展，这个特征日益显著。

第二，开放性。博物馆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对公众开放，更体现在对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与观众的交流互动。陈列在设计之前要进行观众调研，明确目标观众群，确立陈列定位；设计过程中，要接受观众代表的优化建议，考虑观众的特点，选择适宜的知识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展陈阶段，欢迎观众进入陈列场所，允许观众基于自身的知识解读陈列内容，鼓励观众将参观成果转化为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并收集整理观众反馈意见，对陈列效果做出科学评价。

第三，实物性。虽然博物馆也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实物仍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实物”既包含“自然物”，也包含各种“人工制品”，收藏和利用实物是博物馆的最基本特征。“实物”在陈列过程中可以被各种各样的技术性实现的物质转换形式替代，但是“物像”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形式，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与展示也要借助物质的介质与手段。因此，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化的发展，博物馆物质属性的特征并不会发生动摇，数字博物馆、虚拟博物馆与智慧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出现也不能改变博物馆的物质特征，博物馆的物仍然是区别于一切其他文化形式的根本界限，未来的博物馆非但不可能离开物质，相反有必要更好地发掘物质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直观性。博物馆中的实物并不能直接发挥作用：必须在科学而完整的陈列体系中，才能与观众进行交流，通过内容表现与视觉表达手段，向观众的各种感官输送知识、艺术、历史、情感等多元化信息。以文物、标本为主，辅以模型、图表等实物性辅助展品的陈列，比其他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更直观生动和有吸引力，更有助于加强观众的记忆。所以直观性是博物馆的又一特征。随着现代科技在展陈中的应用，观众不仅能多角度观察藏品，而且可以通过亲自操作实验，获得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使博物馆的直观性特征更为明显。

基本功能

科学研究的功能

博物馆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对藏品本身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性研究，大量藏品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才能被揭示，明确主题、挑选藏品、设计展览与撰写解说词等过程都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说研究工作贯穿博物馆工作的全过程。随着时代的前进与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机构，其研究对象已不再局限于藏品本身，而是扩展到博物馆实践以及博物馆公众研究等方面。博物馆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利用、展览和教育普及服务，只有达到较高的研究水准，才能保证博物馆各项工作的水平与服务的质量，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不只藏品丰富，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重镇，如：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大英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博物馆为了加强研究，还专门设有研究部门并主办学术刊物，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设有学术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设有故宫研究院，河南博物院设有研究部等。

收藏与保管功能

博物馆现象起源于收藏珍品，中国古代收藏书画、彝器、古玉、玺印的现象起源很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古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贵族对奇珍异宝的收藏是现代博物馆产生的基础。藏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是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与基础，收藏、保管也是博物馆首要功能与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博物馆收藏、保管的对象已不限于珍贵文物与艺术品，而是涉及人类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种见证物，既包括物质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博物馆能最广泛、最全面地保藏着人类活动和自然发展的真实物证，并把它永久地传给后人，这是博物馆特有的功能。博物馆获得收藏的途径主要有文物征集、获得馈赠和遗赠、从私人收藏家或拍卖会上购买藏品、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等。

教育相关功能

教育作为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收藏与研究功能的延伸与扩展。博物馆对外开放后，观众走进博物馆，通过观看展览受到教育与启发。博物馆教育的对象为整个社会的全部成员，从儿童到老人，从一般群众到残疾人，从国内观众到外国旅游者，从个人到团体，博物馆都对他们开放。因此，博物馆不只是学校的第二课堂，也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第N个课堂，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各个陈列室，通过参观展览、参与博物馆的各项活动，吸取科学文化知识。博物馆的教育方式生动形象，通过大量运用文物标本、模型等实物资料，作用于观众的感官。这无论从人的生理机制或者认知过程来说，都会使观众感到亲切，易于接受和理解。此外，博物馆还通过讲解服务、公众讲座、出版物以及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等方式来加深观众对博物馆陈列的理解。国家文物局近年在对博物馆的评审工作中，也已经将教育以及相关的比重提升，博物馆观众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从以藏品为中心到以观众为中心，是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休闲娱乐功能

博物馆作为公众娱乐场所的价值，观众有很多在博物馆这种健康而充满生气的环境中享受闲暇时光的机会，这样能减少酒吧和赛马场等其他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无论是对儿童还是成年人，教育与乐趣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博物馆的发展，国内的博物馆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博物馆娱乐功能的重要性，在文化生活高档化趋势下，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文化娱乐的需求。在工业社会紧张喧嚣的生活中闲暇时间是很宝贵的。高尚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休息和积蓄精神再生产能力的积极方式。博物馆是提供高尚文化娱乐，培养生活情趣，满足美感要求的场所，博物馆应该强化这方面的职能。随着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必选，博物馆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参观博物馆也已成为旅游的重要日程，许多博物馆成为旅游热点。这是博物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博物馆的陈列设计要融入休闲娱乐的文化元素，使专业知识通俗化，向观众提供趣味性强的展览；另一方面要增加扩大这方面的项目设施，积极开办具有吸引力的各种欣赏娱乐活动。而且，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自觉自愿的自发行为（自觉地走进博物馆）。出于娱乐性动机和目的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以接受教育为动机和目的的观众，因此现代博物馆既要重视教育，也应关注观众的娱乐性需求，吸引观众，寓教于乐，使观众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又能获得愉悦、新奇、惬意等娱乐性的享受。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娱乐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以教育为最终目的，博物馆并不是纯粹的娱乐机构。

类型标准

博物馆在演进与发展过程中，随着数量增长，面貌也日益凸显差异化。因而，依据一定标准为博物馆分类并探讨不同类型博物馆的特征则显得十分必要。博物馆类型的探讨也构成了博物馆理论研究与业务活动开展的基础。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博物馆面貌日益多元，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博物馆分类的意义也由此显现。所谓博物馆类型，即指由一定数量的博物馆依据某种共同的标准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类别。从宏观层面来看，博物馆分类有利于掌握各类博物馆特点，便于国家博物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分类统筹与管理，也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发展规划，指导博物馆事业建设。从实践层面来看，同类型博物馆在业务活动、工作方式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博物馆的分类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指导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工作，从而有效提升某类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对博物馆进行分类，便于更深刻地认识各类博物馆不同的发展规律，对博物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划分博物馆类型的标准与角度随着博物馆实践发展逐渐增加。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也呈现出差异性。因此，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也很难形成公认的统一的分类标准。

遗址博物馆

概念界定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博领域就已出现“遗址博物馆”的称谓，1958年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的遗址类博物馆的诞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考古遗址为基体建立的博物馆。70年代兵马俑的发现和发掘，对中国遗址保护和遗址博物馆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后建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旅游地。遗址博物馆是以保护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自然或文化的遗产为目的，建立在原址上，也就是在遗产被创造和发现的地点上的博物馆。我们可以认为遗址博物馆是指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由于考古遗址的空间是“发生历史的地点”，因此遗址博物馆具有其他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天然情境。遗址博物馆是博物馆空间内容与形式在时间上相统一的一种形式，两者的时间都是指向过去的同一点。这是遗址博物馆时空的最根本特点。这种在历史时间上自然统一的时空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

意义

第一，遗址本身对博物馆的重要性。从成因和价值方面看，遗址具有其固有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具有特定价值且不可移动的人类活动遗存。正因为学术界对遗址的界定并不统一，因此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其核心都是围绕遗址存在，即遗址博物馆必须在遗址的基础上建立，围绕遗址来开展一系列工作。

第二，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一般博物馆藏品来源不同，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数为本遗址发掘出土，且数量相对有限。从藏品收藏范围和种类看，遗址博物馆不如综合博物馆范围广、种类多，而是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就是遗址、遗迹和遗址出土文物或标本。在很大程度上讲，遗址是这类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品。另外，由于遗址具有不可移动性，遗址出土文物或标本亦不能脱离遗址这一母体而单独存在，这种特殊藏品的保存就只能是就地保存；又由于遗址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失去它，所谓遗址博物馆就不能存在，所以遗址本身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遗址环境对博物馆的重要性。遗址博物馆物的构成物，除了遗址本身、遗址出土物外，还应包括遗址的所在环境。遗址所在的环境对我们解析遗址是很重要的，有的甚至本身就是遗址的组成部分。博物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博物馆的遗存开展的。对遗址周围环境的保护是目前遗址博物馆建设中认识的进步和保护的重点。特别是目前中国城市化与遗址保护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对遗址环境影响、对城市空间的营造是需要格外重视的。因此，遗址环境的保护和展示是需要明确提出的遗址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之一。

理念与模式

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必须在科学保护考古遗址的前提下，协调考古科研、遗址保护、社会展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改善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建设应具有整体规划性与循序渐进性。

（1）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理念。遗址博物馆建设，首先应当保护遗址本体及其周围环境。伴随考古遗址保护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遗址博物馆设计者更加关注考古遗址本体与环境的维护，而对博物馆建筑形式的表现保持克制。这种思路以保护考古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以对历史信息和背景环境的最小干扰为原则，重新理解遗址博物馆在选址建设、功能组织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应该遵守的理念和规则。如西汉南越王墓，突出以古墓为主题，保持遗迹的历史纯洁性和历史可读性，在遗迹与新构筑之间，外观识别要有明显的区分，不以今损古，不以假乱真，尊重环境，结合陡坡和山冈地形，上下沟通，将展馆与墓室空间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气围围绕南越王墓本体及其周围环境，在保护遗址原始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博物馆建筑与功能设计，将展馆与墓室作为一个统筹考虑。坚持可移动文物与遗址本体在原生地进行就地保护的原则不是将文化遗产搬移到博物馆建筑里，而是将其保留在原生地和原生环境中。遗址和一般的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是和人的生活相结合，和相应的地理、自然环境风貌的结合体。遗址出土的文物应该作为遗址一部分就地建设博物馆，进行原址保护。遗址出土的文物一旦脱离了文物原生地，就形成不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把遗址与博物馆分离开来是一种倒退，是国际博协决策中的一个重大错误，这些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把遗址和博物馆分离开，不仅不利于遗址的保护，也不利于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

（2）遗址博物馆的选址和建设模式。根据遗址博物馆选址位置和建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基本模式：直接建在考古遗址上面的遗址博物馆；建在考古遗址保护范围内的遗址博物馆；建在考古遗址建设控制范围内的遗址博物馆；建在考古遗址附近的遗址博物馆。第一种选址和建设模式，即直接建在考古遗址上面的遗址博物馆，往往以建筑物覆盖考古遗址空间，以遗址现场为主要展品，同时达到考古遗址保护的目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院，主要参观点包括兵马俑一、二、三号坑、铜车马陈列厅及相关临时陈列。同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是以秦始皇陵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第二种选址和建设模式，即建在考古遗址保护范围内的遗址博物馆，往往以建筑物覆盖部分重要的考古遗址，与保护范围内的其他考古地点形成整体性的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空间。

安阳殷墟博物馆是在保护范围内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成功范例。出于对考古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参观流线的综合考虑，安阳市殷墟博物馆选址在殷墟宫殿遗址与洹河河道之间，宫殿宗庙保护区东侧的考古遗址保护范围内。殷墟博物馆集中展示在殷墟发掘出土的文物精品，有效整合了国家和地方保管的文物资源，使大批出土文物回归原生地，得到妥善的保护与展示，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这种互利双赢的做法被称为“安阳市模式”。第三种选址和建设模式，即建在考古遗址建设控制范围内的遗址博物馆，往往将博物馆作为整个考古遗址的展示中心，展示考古发掘成果，并可以就近参观保护范围内的考古遗址。如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位于玉皇山以南乌龟山西麓，地处西湖南缘，著名的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就坐落在馆区之中，是中国第一座依托古窑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第四种选址和建设模式，即建在考古遗址附近的遗址博物馆，是将博物馆建在已经探明的考古遗址保护区以外，并与考古遗址密切相关区域，距离考古遗址不远，以展示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和相关信息为主。伴随遗址公园的建设，一批遗址博物馆相继落成，例如安阳安阳市殷墟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博物馆等。这些遗址博物馆既对重要考古遗址或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展示，又通过博物馆选址与建设强化考古遗址的主题。作为考古遗址上的增建内容，遗址博物馆在选址、功能、建造、展示和景观等方面，必须遵守反映真实性和可读性的原则，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室外建筑形式，清晰的古今并置往往有利于准确传递文化信息。

职能

遗址博物馆的最重要职能就是对遗迹、遗物的保存职能，这也是历史类相关博物馆中的基础职能。遗址博物馆建立之后，要继续加强对本遗址出土的文物及遗址本身进行保存、修复、展示等工作。遗迹、遗物的保存设计也是遗址博物馆设计的重点。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下设文物保护修复部，是负责该院文物的科技保护与修复的业务职能部门，具体工作包括负责院藏文物科技保护与修复的科学研究和实施工作和博物院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与修复工作等。对遗址的保护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博物馆因遗址而存在。遗址博物馆本身的价值是建立在遗址基础上的，这就要求对遗址保护时保持其原状，保持遗址的原真性。遗址博物馆具备的博物馆一般职能主要是对遗址的展示、传播等工作。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包括围绕文物藏品和陈列展览开展的讲解、导览等教育活动。而最能体现遗址博物馆特色的就是立足于博物馆情境，基于博物馆作为收藏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见证的文化机构所体现出的文化氛围，开展的活动。

高校博物馆

概念界定

高校博物馆作为博物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大学校园人文精神的特殊教育载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大学精神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校博物馆是为了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由高等学校利用所收藏的文物、标本、资料等文化财产设立并向公众开放，致力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公益性组织。高校博物馆的最大特点就是其隶属于高校，与主要隶属文化、文物部门的博物院、馆，美术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及部分自然保护单位、森林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既有广泛的共性，也存在着个性。作为博物馆系统中的一员，高校博物馆具备一般博物馆的全部功能，收藏大量珍贵文物藏品、具有比一般博物馆更强的研究能力、面向观众开放，在社会教育活动方面独树一帜。

，高校博物馆出现一个显著特点——由校友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高校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未来中国高校博物馆除了保持现在的这种由高校自行投资运营的模式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运行模式，其投资主体可以有地方政府、慈善家、企业家和本校毕业生“反哺”母校等多种，而投资主体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运行模式的多样，以及运行理念的多样。这一切都将成为促进中国高校博物馆蓬勃发展的平台与力量。随着高校博物馆的发展，高校博物馆也逐步走出校园，开始与文物行业进行广泛联系，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家博物馆学会高等学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博物馆学会下属的二级专业学会，是高校博物馆按自愿原则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其目的在于团结广大高校博物馆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中国高校博物馆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该组织自成立后，一直致力于促进高校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组织学术交流，每两年定期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为有关中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资源优势

高校博物馆植根于大学的深厚土壤，是大学深厚学术和文化积淀的重要标志。高校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一般博物馆完全相同，都是对文物展品的收集保存、研究、陈列展示，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传播精神文明。同时，高校博物馆除了具备一般博物馆的功能之外，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更多的是侧重为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它不仅具有公共博物馆的共性，即收藏、研究和教育，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作为隶属于高校的个性，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教育功能的优势。高校博物馆大多出自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对课堂教育有辅助功能，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这是高校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最有代表性的资源优势。

（1）服务教学。作为学校教学基地，履行作为教学基层单位的职责，这是学校对所属博物馆的首要要求。高校博物馆是为大学服务的，博物馆应该庆幸其唯一性，而不是总是为此不停地做出解释。博物馆可以娱乐中学生，但博物馆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高等教育服务。高校博物馆在辅助教学工作中，力争做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中国高校博物馆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辅助教学的使命，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为己任，积极主动与校园文化协调起来，转变工作观念，从对“物”的保管转移到为“人”的服务上来。利用博物馆完整系统的资源更进一步打造强势学科和深化专业教育，弥补空洞和抽象的课堂教学之不足，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培养其兴趣和加深其理解，使学生在欣赏展品的过程中达到对其内涵层次的理解。博物馆也应成为师生创造实践的理想之地，可不时收藏和展出一些代表师生集体智慧与劳动结晶的作品，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并激励他们的创作热情。博物馆也是大学良好的科普教育场所，可将最新科技成果通过平台展示给广大学生，这也是生动的励志教育课。如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可以为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十几个学科的教学研究服务，让学生通过走进博物馆亲身体验的方式，将书本上难以理解的术语变得亲切可感。

（2）服务科研。高校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场所，进行科研攻坚是其重要任务之一。高校博物馆的蓬勃发展为大学学术的建设和进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源，18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飞跃与当时高校博物馆的专业收藏和研究密不可分。中国高校博物馆馆藏资源丰富且专业性强，是高校开展科研工作的重要资料来源。高校博物馆拥有的丰富馆藏为高校科研提供研究平台，对于促进高校科研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最重要的财富是拥有数量超过7000件的包豪斯藏品，中国美院的包豪斯研究院立足于这些藏品，聚集全世界的包豪斯研究学者，编辑《包豪斯研究》年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现代设计艺术研究中心之一。

（3）服务社会。高校博物馆除了以为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领域提供文化服务为主要职责外，更肩负起与公共博物馆相同的社会教育职责。高校博物馆的服务已经超越了大学围墙，渗透到周边乃至更广阔的社会中。高校博物馆不再局限于象牙塔中，它正逐步成为社区、城市、国家的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欧美高校博物馆除了以为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领域提供文化服务为主要职责外，更肩负起与公共博物馆相似的社会教育职责，将传统教育大学学生的范围扩展到社会教育的广度，而教育的形式也从研究和讲授等正式教育，拓展为展示和娱乐等非正式形式的教育，如牛津大学的7所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5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学校园外的普通公众，这些博物馆已经成为大学所在的牛津郡及附近城市的主要文化教育机构。剑桥大学的博物馆几乎全年不休地举行各种讲座、演奏会、展览和陈列，除为不同的学院提供教学协作计划外，菲兹威廉姆艺术博物馆一年中还举办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提供免费午餐的画廊讲座，周六下午的演奏会，一些晚间演奏会和讲座等，吸引了许多校园外的艺术爱好者。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博物馆也取得了发展成绩，不仅数量增加，博物馆专业化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许多高校博物馆成为科普教育基地，很多高校博物馆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高校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高校博物馆集聚效应逐步凸显，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入选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等参与武汉“洪山博物馆街”建设，为周边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优质文化终身教育。

非国有博物馆

概念界定

从诞生到现在，非国有博物馆没有统一的身份界定。管理部门先后冠之以“私立”“私人”“民办”“非政府办”“民间”“民营”等名称。2015年1月发布的《博物馆条例》则从法律的角度称之为“非国有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由社会力量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可见，非国有博物馆是与国有博物馆并列的博物馆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这类博物馆从投资主体看，不是由国家直接出资；从隶属关系上看，不属于文物系统。非国有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重要成员，是对国有博物馆的补充，甚至填补了一些国有博物馆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的空白。非国有博物馆是民间收藏的高级阶段，是城市文化底蕴的体现，无论是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民族文化形象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特点与体系

（1）非国有博物馆的特点。

非国有博物馆具有高度的市场敏锐性。国有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考古、捐赠等渠道，而非国有博物馆则对民间文物市域和民间收藏走向十分了解，建立了与民间联系沟通的有效渠道与广泛途径，能掌握民间群众的文化收藏趋向。这种意义不仅是对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更重要的是在对散落在民间的文博物品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等各个方面，始终显示着更加具有灵活性、执着性和带动性的示范力量。可以说，非国有博物馆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担当了中华诸多个性文化承载者的特殊角色。非国有博物馆藏品丰富，种类繁多，是国有博物馆的有力补充。通过艺术品的市场化、大众化，使民间收藏文物艺术品有效填充文博部门收藏的空隙，可以防止文物艺术品外流，是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非国有博物馆在藏品特色、社会关系以及藏品管理的灵活性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独到的优势，以自己执着的文化视角，时刻关照者那些尚未被官方机构和学科人员注意到的新领域，不断扩展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范围，为社会和专业人士不断提供新的文化研究素材。

非国有博物馆类型体系中，专题类博物馆比重最大。与国有博物馆以综合类、历史类博物馆为主体不同，非国有博物馆由于自身定位和发展的原因，专题类博物馆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国有博物馆多源于个人兴趣，因此藏品主题性更强，收藏的领域“窄而深”。一些非国有博物馆在收藏上也形成了自己的内容特色，从中医药、木石金雕、织锦刺绣、皮影、印染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钟表眼镜、锁具剪刀、农机农具、老相机、茶叶茶具、徽章证件、邮品货币等具有时代印记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非国有博物馆的收藏主题，填补了中国博物馆门类上的许多空白。非国有博物馆的类型涵盖了各地丰富的物产和多彩的民俗文化，以民众性、专题性对拓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门类、促进博物馆大众化、提供多样性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非国有博物馆的体系。

非国有博物馆的体系构成相对比较单一。从举办主体来看，由个人力量投资兴办的非国有博物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而依托企业、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力量兴办的非国有博物馆仅占少数。中国私人投资兴建博物馆主要出于如下情况：第一，文物收藏家建立私人博物馆。中国历来有收藏文物的传统，出于公益考虑，收藏家往往想把自己多年的收藏与更多人共享，并从收藏家“升级”为私人博物馆馆主。如四海壶具博物馆是由著名壶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由个人力量投资兴办的非国有博物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这类博物馆大多存在与国有博物馆同质化的现象，缺乏互补意识，影响自身发展和布局。第二，企业办馆，希望树立形象等。企业博物馆是指为了自身历史的保存与传达设立的展览场所，用此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并以身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骄傲。

成功的企业博物馆，如云南白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不但传播企业文化，也为企业创收和博物馆良性循环提供了资金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企业博物馆，其内涵与外延的结合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度。第三，有雄厚资产的文化爱好者，围绕自己从事的行业和兴趣爱好来建博物馆，收集藏品，把开办私人博物馆看作是一种个人理想的实现。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花费数亿巨资，在北京建立中国紫檀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下也有部分热心人士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如把私人陈列室误当成非国有博物馆。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明确规定，博物馆具有永久性、开放性、公益性，因此那些隐藏在私密场所偶尔对外开放的陈列室，或是以营利、增值等为目的的收藏展览或陈列，都不能与真正的非国有博物馆画等号。

生态博物馆

在西方现代主义运动背景下，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代表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在各自关注的领域中几乎同时诞生，体现出传统博物馆突破窠臼的实验性。

概念界定

从学科角度看，生态博物馆最早也正是生态学与博物馆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诞生于1971年，这一概念表达出人、文化与自然环境三者紧密结合的新思维。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当地的人民为发现自己的形象观察自己，寻找对该博物馆所处的土地及该土地上以前居民的解释。生态博物馆是一面当地人用来向参观者展示以便能更好地被人了解，使其行业、风俗习惯和特性能够被人尊重的镜子。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生态博物馆不是一个建筑，一间房子，而是代表了整个社区。生态博物馆所保护、所传播的，既包括自然的遗产，又包括文化的遗产，是自然和文化两种遗产的复合。所以，我们讲生态博物馆，应该把自然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传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而不应该把这些文化精品从这种自然的原有的环境中搬走，以免损坏了整个遗产的完整性。

发展

1986年，《中国博物馆》杂志陆续发表中国学者关于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与博物馆的文章，同时，一些学者也编译了国际生态博物馆相关论文及资料。中国博物馆学界开始关注并引入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一次尝试的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筹备建设。199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签订《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10月正式建成开馆。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位于贵州省西北的梭戛乡陇戛寨内。此处生活着苗族支系“箐苗”，因生活环境的封闭，极大程度地保留下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博物馆的建成使村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为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内在动力。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成功尝试带动了首批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并为中国生态博物馆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奠定了实践基础。1998年至2005年间，中挪合作共建成4座生态博物馆。

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建成北方地区首座生态博物馆——敖伦苏木草原文化生态博物馆；2004年广西建成南丹白裤瑶生态博物馆，此后又建成3座民族村寨博物馆；2006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成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广西提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1+10”工程，即1个广西民族博物馆+10个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的生态博物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牵头将新建的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各地的生态博物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共同建设。2012年，安吉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安吉生态博物馆在汲取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自治区等生态博物馆建设经验基础上，立足安吉地域文化特色，采用一中心馆、十二个专题生态博物馆、多个村落文化展示馆的“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框架结构，充分展示安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创造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中国经验”，其影响与示范作用颇为深远。

社区博物馆

概念界定

“社区”是社会学概念。现代意义的社区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发端于工业化、城市化发育较早的西方社会。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将该词用于社会学，并在其专著《共同体与社会》中从社会学角度频繁使用“社区”概念。滕尼斯将社区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这一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迅速发展进程中，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传统博物馆正努力改变原有定位，尝试主动地介入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博物馆自觉地与社区接触，社区博物馆的尝试由此产生。社区博物馆是博物馆功能与社区发展内在需求的对接，是博物馆文化基因在社区土壤里生长出的产物。它立足于社区，服务社区，关注社区议题和日常生活，代表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在社区居民主导下开展工作。生态博物馆体现出对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保护。

社区博物馆则较少关注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等内容，而主要关注社会性问题。从当前社区博物馆实践来看，狭义的社区博物馆就是把一个社区或一个街区作为博物馆；广义的社区博物馆可以是一个有关社区的博物馆，也可以是利用社区资源进行发展的博物馆，它可以在社区里，也可以在社区外。社区博物馆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对社区历史与集体记忆进行收藏与保护，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重视；其次，促进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再次，传递无形的社区理想、信念、规范等，促进社区价值的养成；最后，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互动，促进协商民主的社区自治文化发展。

实践探索

中国也出现了若干以“社区”命名的博物馆，或以类似形式运营的博物馆，并在博物馆与社区遗产保护与传承、社区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文物局授牌的社区博物馆。三坊七巷位于琅岐岛城区，占地面积约45公顷，拥有千年历史，较好地保留了唐宋以来鱼骨架坊巷格局及大量古建筑，形成以“地域+传统+记忆+居民”为特征，“一个核心展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展示馆”为构架的社区博物馆雏形。与西方社区博物馆建设与管理理念不同，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由福州市政府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从场馆设置到整体发展，均由政府统筹，统一规划建设。此外，北京的建国门社区博物馆、花市社区博物馆和南京石头城社区历史文化博物馆等则体现出较为自觉的社区博物馆追求。天津市和平区崇仁里的社区居委会博物馆和河西区秀峰里社区建立的“终身学习中心”是对博物馆促进社区发展进行了有益尝试。

责任与使命

社会责任

伴随着博物馆以“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为宗旨，国际博物馆界将“有助于人的发展与愉悦”作为博物馆的任务。博物馆服务社会的理念无论是体现在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博物馆功能方面，还是体现在以社会化为基础的博物馆职能方面，都逐步拉近了博物馆与广大民众的距离，从而改善了博物馆的公共形象。目前，博物馆自身虽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博物馆如何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对于全球的博物馆来说，这都是现实的和永恒的挑战。

社会服务

博物馆是当代民众与历史、与文化对话的空间，是提高公民素质和培养文明市民的第二课堂，是提高城市品位和塑造文化城市的标志设施。博物馆在社会服务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越来越深入地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博物馆不应该仅仅是收集记忆的地方。文物藏品固然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石，然而保存、研究博物馆文物藏品的主要目的，终究还是为了文明的传播与传承，即在妥善保护好、研究好文物藏品的前提下，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合理释放博物馆藏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人类文明成果的丰富、灿烂和辉煌，使广大民众得以借鉴、吸纳、继承前人的生存智慧和发展经验。真正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博物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毅然选择了先进、积极的文化方向。博物馆在保藏中华文明物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启迪各族民众智慧、培育地域文化认同、构建世代爱国情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博物馆是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文化力量。在中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社会效益及公益性质，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其使命就是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公共文化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福利的重要内容。博物馆拥有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别的文化机构难以提供的特殊的知识源泉，在博物馆中人们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精神得到愉悦。同时，博物馆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性资源，使其在区域性、全球化的发展里发挥独特的社会作用。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和特征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博物馆工作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需要新的创意与之对应。现代意义的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保护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还应该是一个底蕴深厚的社会文化机构，担负着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是博物馆的生命价值所在。

社会合作

在博物馆与其他组织机构相互合作方面，例如科研部门、教育设施、文化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单位、新闻媒体、民间团体、社会公众等，都拥有可以为博物馆所用的资源。为了使这些资源能够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积极力量，博物馆应与这些组织机构建立合作共享机制，使合作双方能够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实现双赢。博物馆与科研部门，诸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研究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博物馆学水平的提升；博物馆与教育设施，诸如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等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博物馆后续人才的培养；博物馆与文化机构，诸如图书馆、青少年宫等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博物馆文化的社会传播；博物馆与社会组织，诸如妇联、青联、残联等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提升博物馆文化活动的社会影响；博物馆与企业单位，诸如国有企业、民办企业等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博物馆强有力的社会支撑；博物馆与新闻媒体，诸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传播机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博物馆文化的广泛宣传；博物馆与民间团体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在博物馆建设及运营方面不断得到支持；博物馆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增加博物馆的社会吸引力。建立博物馆馆际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是指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相互合作，实现彼此资源共享的机制。

任何一座博物馆都保存着独有的文化资源，例如独有的文物藏品、独有的研究力量、独有的展示场所、独有的宣传方式等。但是，对任何博物馆而言，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又相对有限，其事业发展都会受到自身资源的限制。博物馆之间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取长补短，才能打破自身资源的局限，促进博物馆文化的共同繁荣，推动博物馆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每一座博物馆均应建立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以自己的独有资源与其他博物馆的优势资源相互支撑，为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博物馆文化，从而实现馆际之间的资源共享。今天，建立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共享机制，可以从多方面探索，例如建立藏品资源的合作共享机制，即通过博物馆之间的藏品交流，实现博物馆之间藏品资源的合作共享；建立人力资源的合作共享机制，即通过博物馆之间的人才交流，实现博物馆之间人力资源的合作共享；建立管理经验的合作共享机制，即通过博物馆之间的管理经验交流，实现博物馆之间管理模式的合作共享。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 这一概念属于心理学理论体系范畴，指个体所接收到的各种积极的社会作用，它们能增强个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自尊。今天，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综合性问题不断出现，涉及的领域更加复杂，需要各方面协同解决，而不能仅凭一己之力。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健康，而恶性的社会关系则会损害个体的健康。随着 “社会支持” 这一概念逐渐为其他学科所借鉴，它已经由一个学科的专业概念向通用概念转变。将 “社会支持” 概念引入博物馆学和工作中，既是从关注个体的身心健康，转变为关注一座博物馆的健康和良性发展，也是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哪些社会关系和资源有利于博物馆的发展，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获取这种支持。

由于长期以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定位是文物收藏、研究与展示，各项业务活动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在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博物馆不能独立地成功实现其目标，是博物馆需要广泛社会支持的根本原因。同时，博物馆在寻求和获取社会支持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往往将视野主要局限于争取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这种状况说明博物馆潜在的社会支持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有效拓展。为了博物馆更加健康全面地发展，有必要积极构建博物馆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当今社会中，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处于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必然与社会各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博物馆作为向公众开放的社会性公益机构，在满足社会公众教育、审美、感情以及认同等方面需求的同时，自身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其他成员的关注与支持。

使命

博物馆是保护、展示文化遗产和人类环境物证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宣传其文明成就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实际上，博物馆不仅是保存、研究、展示文物藏品的文化场所，更是人们感受历史、引发思考的文化空间。博物馆文化应该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式，进入社会公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能使博物馆文化的传播更加有效，使博物馆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

人们生活在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也生活在文化生态环境之中。两种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实际上，自然生态不过是文化生态的物理显现而已，二者互为表里。文化生态，就是人们精神呼吸的空气，通过耳濡目染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人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信息越来越丰富，人们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上越来越依赖信息；另一方面，信息超载也带来困扰。面对海量的信息资源，人们却又难以有效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信息的泛滥已经超过了人们注意力可以承受的负载，导致了普遍的注意力匮乏，这种现象使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农业社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工业社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而信息社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注意力。成功的传播要求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弄清楚是什么影响了受众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传播者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内容、表达方式和环境有助于吸引受众，保持受众注意力。

博物馆的成功不在于它所提供的资讯的多少，而在于它是以何种方式提供的。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信息是无限的。如果博物馆想在众多的资讯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善于获得注意力，而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就必须注意观众和了解观众。博物馆如何与青少年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如何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理解能力和兴趣特点，推出适合他们的展览，是博物馆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博物馆需要与电脑游戏、便捷的通信技术争夺青少年群体。吸引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一直是各国博物馆关注的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竞争意识高涨，大多数青少年从小学时期开始，就进入应试教育的轨道。对这样一些人群，博物馆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并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因此，博物馆必须改变自己，积极探索青少年与博物馆展览紧密联系的契合点。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各国的视觉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然而发达国家正倚仗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尤其是在视觉传播上不断更新，将其文化和价值观推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今信息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文化越来越依赖于视觉，潮水般的视觉符号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从广告宣传到影视节目，从报刊书籍到商品包装，从服饰造型到互联网界面，无论在家庭、单位还是商场、影院，视觉艺术日益成为人类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传播方式，视觉活动已普遍渗透于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之中。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通过提供形式与内涵极其丰富多样的陈列展览，用直观浅显的方式，向人们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有助于人们将原有的文化视野加以拓展，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应追求精品意识，将精品意识体现于陈列展览的各个环节和具体细节，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一个主题鲜明、富有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优秀展览，不仅要求在文物展品、陈列方式上精心设计与筹划，而且还应从观众参观数量、社会影响程度以及综合效益发挥等方面进行评价。通过对社会民众参观需求进行调查，并对观众心理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人们心目中博物馆的应有形象。

举例介绍

世界

卢浮宫

卢浮宫（法语：Musée du Louvre，英语：The Louvre）中文全称卢浮宫博物馆，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右岸），位居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它始建于1190年，原是一座法国皇家宫殿。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这座曾经的王宫被正式改造为公共博物馆并对公众开放。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巴黎的塞纳河沿岸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卢浮宫包含其中。它历经800多年扩建和重修，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

卢浮宫始建于12世纪末，由腓力二世·盖乌斯·屋大维下令修建，并在当时作为防御堡垒，它东西长72米，南北长78米，有护城河环绕。14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下令将其改造成了一座华丽且守卫森严的王宫。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将卢浮宫城堡推倒重建，而且他爱好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作品，并兴起了王室收藏之风，影响到后来法国历代君主。而卢浮宫博物馆的收藏最初便源自这些王室藏品。16世纪末，亨利四世决定修建连接卢浮宫与杜乐丽宫的“大长廊”，构筑一个宏伟的整体化宫殿建筑群。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及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先后建造了卢浮宫四方庭的北翼和南翼，将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庭院扩展至先前的4倍大小。1792年9月27日，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着路易十六被废黜和下狱，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决定将这座曾经的王宫改造为公共博物馆，并改名为“法兰西王国博物院”。“法兰西博物院”于1793年11月9日正式开放。1796年，法兰西博物院更名为“中央艺术博物院”（Museum Central des Arts）。1798年7月，大批艺术作品从意大利运抵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因此进行改造，后于1800年重新开放。1803年7月，博物馆改名为法兰西第一帝国博物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卢浮宫摆脱了对法国王室年俸的依赖，成为一座真正的国立博物馆。20世纪，卢浮宫日渐陈旧，直到1981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支持下，由建筑师贝聿铭负责“大卢浮宫计划”的实施，该计划于1989年完工，正式把卢浮宫变成一座集古典宫殿与现代博物馆于一身的建筑群。

卢浮宫整体布局对称均衡，占地共19.8公顷，建筑占地4.8公顷，东西总长达680米。建筑群呈东西向布局，最东端是四方庭，由四方庭的西南隅和西北隅分别向西延伸出卢浮宫的南北两翼，皆呈横放的“日”字形布局。南北两翼的西南隅和西北隅又继续向西伸出长长的“一”字形建筑，直至杜乐丽花园。四方庭庭院西面主楼的南段朝向四方庭的外立面是法国文艺复兴的重要建筑代表作。另外卢浮宫东立面是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性作品。卢浮宫博物馆拥有上至公元前7000年下至19世纪中期大量的历史文物宝藏，分别在黎塞留馆、叙利馆、德农馆三大展馆上下五层展厅中展出。卢浮宫设有九个策展部门：埃及文物部，东方文物部，希腊、埃特鲁里亚和罗马文物部，绘画部，雕塑部，装饰艺术部，素描版画部，伊斯兰艺术部，拜占庭和东方基督教艺术部。馆内陈列着约33000件艺术品，包括《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盘腿而坐的书吏》《人首翼牛像》《蒙娜丽莎》《米洛的维纳斯》等。卢浮宫不仅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也是法国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代表。卢浮宫中所收藏的艺术品和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记录了法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9日，卢浮宫发生一起持械抢劫事件，共有8件珠宝被盗。当地时间10月22日，在经历了抢劫事件三天后，法国卢浮宫重新开门，供游客参观。截至当地时间10月30日，卢浮宫抢劫案共有7名嫌疑人被捕，皇冠已被警方找到。当地时间11月1日，一名涉嫌参与卢浮宫抢劫案的38岁女性嫌疑人被正式起诉，此外，多名被拘留者的拘留程序已被解除，被盗珠宝仍然下落不明。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位于纽约，与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历史博物馆。

1869年4月6日，在西奥多·罗斯福、J·皮尔庞特·摩根等的支持下，阿尔伯特·史密斯·比克莫尔创建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陆续建造了25座相互连通的建筑，其中博物馆的外立面于1967年被指定为纽约的官方地标，西奥多·罗斯福圆形大厅于1975年被指定为纽约市的室内地标。

截至2023年6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品有3200万件，其中古生物和人类学的收藏在世界各博物馆中占居首位。博物馆有45个面积为500~1500平方米的永久展厅，展厅分四层设置，展示的藏品仅占收藏的很少部分，主要馆藏有蓝鲸遗体模型、雷克斯霸王龙骨架、蓝宝石“印度之星”等。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于2006年获得授予博士学位的授权，是首个获此授权的博物馆。另外，博物馆的罗斯地球和太空中心有着全美最大的玻璃幕墙之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宇宙教育和科研场所。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位于纽约州纽约第五大道82街第1000号（1000 Fifth Avenue New York,NY 10028），成立于1870年4月13日。1880年3月30日，坐落在中央公园旁第五大道82街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次开放。1938年，占地四英亩的博物馆修道院分馆（The Met Cloisters）向公众开放。20世纪70年代，在博物馆成立100周年之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定位为一座百科全书式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占地面积为13万平方米，收藏有300万件展品，包括古典时代和古埃及的艺术作品、几乎所有欧洲古代大师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大量的美国和现代艺术、大量的非洲、亚洲、大洋洲艺术品、最全面的中世纪和拜占庭艺术及伊斯兰艺术藏品等。这些藏品分布在大都会第五大道（The Met Fifth Avenue）的19个展览部门和大都会修道院的永久展区和侧重特定主题、时期或艺术家的临时展览里供人们体验和欣赏。博物馆提供教育学习资源及对艺术品的研究、保护和交流。其使命声明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研究、保存和展示跨越时间和文化的重要艺术作品，以便将所有人与创造力、知识、想法及彼此联系起来。”

201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帝国时代：中国古代秦汉文明”特展，展出了来自中国32家博物馆的164件（组）秦汉文物。201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区独家IP授权与运营商品源文华宣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入驻天猫，通过精美文创将博物馆丰富馆藏介绍给中国消费者。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部亦开通官方微博向中国消费者传递展馆信息。2021-2022财务数据显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22年末净资产47亿美元，年营业收入、支持和转让（不包括辅助活动）2.833亿美元。

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学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是世界上首家国家级公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今的主体建筑建于1852年，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作为一座综合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来自全球各个时代和地区的超过800万件珍贵文物，由于空间限制，有99%的藏品未能公开展出。涵盖了人类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包括埃及古代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亚洲艺术和文化、非洲文化遗产等。大英博物馆还拥有众多标志性的藏品，如古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罗赛塔石碑、三彩罗汉像、中国古画《女史箴图》等。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其收藏基于汉斯∙斯隆爵士遗赠的71000余件藏品。1757年，国王乔治二世捐赠国家的英王藏书（Old Royal Library）也被收入馆藏。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址设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的一幢17世纪的大楼——蒙塔古居（Montagu House），这里也是现今博物馆的所在地。19世纪40年代，蒙塔古居被拆除，大英博物馆该址重建。1852年，新大英博物馆主体建筑竣工其后历经多次扩建和改造。进入21世纪，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展厅、钟表展厅、1050-1540年的欧洲展厅等陆续竣工开放。大英博物馆秉持着开放和知识共享的原则，从建馆之初就一直向公众免费开放。

2018年7月，大英博物馆在天猫T-mall开设了旗舰店。

2018年8月10日，英国大英博物馆举行非公开仪式，向伊拉克驻英国大使萨利赫·侯赛因·阿里交还八件约5000年前的文物。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涅瓦河畔的宫廷广场一侧，属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艾尔米塔什源出于法语，意为“幽居的宫院”或“远离尘嚣的地方”。冬宫为博物馆的心脏，1754-1762年由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聘请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拉斯特列里设计修建，是18世纪中叶俄罗斯巴罗柯式建筑艺术最伟大的纪念物。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登基后着手冬宫室内装璜改建，1764-1787年按女沙皇旨意陆续兴建了小艾尔米塔什及大（旧）艾尔米塔什，1783-1787年兴建了艾尔米塔什剧院。1839-1852年按沙皇尼古拉一世旨意新建了新艾尔米塔什。此后这一建筑群统称为艾尔米塔什。1837年大火后，又由斯塔索夫等建筑师重建。1852年开始向上层社会开放，十月革命后，成为国立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

宫殿长200米，宽160米，高22米。共计1050个房间，1886道门，177处楼梯，总面积4.6万平方米。馆内有353个展厅，藏品达287万件。一楼展出古希腊、东方及古埃及文学艺术品及远古时代的文化艺术品；二楼展出俄罗斯文化、宫廷内景画、15-18世纪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的文化；三层展出西欧国家19-20世纪初的艺术、19-20世纪初法国、中国、中近东、拜占庭艺术。博物馆内藏有1.6万幅油画、60万幅线条画、1.2万件雕塑、25万件实用艺术品、70万件出土文物和100万枚古币。其中不少为稀世之作，如达•芬奇的《圣母象》、拉裴尔的《圣母圣子图》和《圣家族》、伦勃朗·范赖恩的《浪子回头图》、提香、彼得·鲁本斯、委拉斯开兹、雷诺阿等世界知名艺术家的众多绘画、雕塑作品，一直到巴勃罗·毕加索和其他印象派的现代画作品，古埃及于公元前20世纪撰写的紫莎草纸文献《海上遇难记》。中国馆内收藏着大量中国文物，其中有商朝时代的甲骨文和敦煌千佛洞的雕塑及壁画样品和乾隆藏画、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的真迹。此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藏有大量金、银、瓷器、水晶制品、珠宝玉器等稀世珍宝。   

据介绍，如在该博物馆收藏的每个展品面前停留一分钟，每天按8小时计算，参观完整个博物馆需要11年。每年参观人数近二百万。

大埃及博物馆

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开罗西南约5公里处的吉萨金字塔景区附近，坐落在胡夫金字塔和开罗之间的第一座沙漠高原边缘，占地约5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考古文明博物馆综合体，被誉为埃及“第四大金字塔”。

大埃及博物馆于2005年5月动工，分三个阶段建设，由于埃及政局动荡，大埃及博物馆的建造几经波折，期间经历停工。2018年，大埃及博物馆重新开工。2021年，大埃及博物馆主体建筑竣工。2023年2月，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大厅等区域并投入试运行。2025年2月25日下午，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对外表示，大埃及博物馆定于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6月14日，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由于以色列和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7月3日举行的大埃及博物馆开放仪式推迟到2025年第四季度，举行开放仪式的具体日期会根据地区局势的发展情况另行公布。

大埃及博物馆由华人建筑师彭士佛与其妻子共同创办的建筑事务所“Heneghan Peng”进行总体设计。大埃及博物馆共设有三层，配有会议室、教育中心、3D电影院、儿童展览馆、文创店和餐厅。馆内设置了24000平方米的永久展览空间，馆内还设计了尼罗河公园、神庙公园等特色景区。截至2023年3月，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其中有5万多件文物计划对外展出。重要馆藏有拉美西斯二世雕像、胡夫太阳船、图坦卡蒙陵墓陪葬品等约5600件。大埃及博物馆不仅是古老遗产的象征，也是当地对未来愿景的宣言，更代表了埃及在世界舞台上文化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处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对称，是中国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2003年2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改造扩建工程正式动工，于2011年3月竣工并开始试运行，201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北长313米，东西宽149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拥有48个标准展厅，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展馆建筑由两轴两区构成，两轴为由西门到东门的东西轴线和由南到北的南北轴线；两区为以艺术长廊分隔而成的北区与南区。

中国国家博物馆打造了以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陈列三个部分组成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基本陈列包括古代中国陈列、复兴之路陈列等，专题陈列包括中国古代钱币展、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和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等。基本陈列有三个，专题陈列每年会举办50余个。截至2022年，馆内藏品数量143万余件，藏品体系完整、历史跨度巨大、形态材质丰富，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涉及甲骨、青铜器、瓷器、玉器、金银器、钱币、佛造像、古籍善本、碑帖拓本、墓志、玺印、书画、雕塑、漆木家具、砖瓦石刻、珐琅器、玻璃器、丝织品、工艺品、老照片、民族文物、民俗文物、革命文物等。其中，较为著名有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后母戊”青铜方鼎和四羊青铜方尊等。此外，还设有各类研究机构，并开展诸多教育培训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2012年11月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21年底，据《2020年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国家博物馆排名全球第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英文名：The Palace Museum），位于景山前街4号，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清—故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古代艺术博物馆。其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房屋9371间。2023年，时任院长王旭东。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是明清皇宫—紫禁城，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是明清两代皇帝居住、处理政务的地方。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清帝溥仪逊位。1914年，北洋政府在外廷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部分外朝和展出从沈阳盛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迁运于此的文物，并对公众开放。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成立“摄政内阁"，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于1925年设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26年至1928年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直至1928年6月，国民军“二次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垮台，其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安全计，北京故宫博物院决定精选文物避敌南迁，历时十五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市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9年2月，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分三次返回北京。2004年至201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展了“七年文物清理”，正式将古籍文献、古建类藏品等纳入文物管理体系。202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区项目正式动工。20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完工，转入内部装修阶段。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故宫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该院院藏文物体系完备，有藏品总量186万余件（套），依据不同质地和形式，可分为绘画、书法、碑帖、铜器、金银器等25大类，其中珍贵文物占藏品总数的90%，设有宫廷史迹原状陈列，珍宝、钟表、书画、陶瓷、雕塑等艺术藏品常设展览，以及临时特展等。其镇馆之宝有《》《》《》《》、黑漆彩绘楼阁群仙祝寿钟等。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博物馆。1961年，该院所在的故宫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Nanjing Museum）是位于中国江苏省玄武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中山东路321号，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名国立中央博物院，由文化部领导。1950年3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2013年，博物院二期改扩建工程完工。现今的南京博物院占地面积为13万余平方米，其中总建筑面积84800平方米，展厅面积26000平方米。博物院为“一院六馆”的格局，设有历史馆、特展馆、艺术馆、数字馆、非遗馆、民国馆。

博物院设有常设展览“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民国风情展”“远古印象”“史前神韵 吴越春秋”等。截至2022年，馆藏文物433265件/套，珍贵文物222973件/套，珍贵文物数量居中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博物院，玉石、陶瓷、金银器皿、竹木牙角、漆器、丝织刺绣、书画、印玺、碑刻造像等文物品类一应俱有；其中，新石器时代“玉串饰”，战国“错金银重烙铜壶”、“郢爰”，西汉“金兽”，东汉“广陵王玺”、“错银铜牛灯”、“鎏金镶嵌神兽铜砚盒”，晋朝“青瓷神兽尊”，南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明代“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等为国宝级文物；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透雕人鸟兽玉饰件等18件文物为镇院之宝；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青瓷神兽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01年，南京博物院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年，南京博物院入选首批中央地方共建重点博物馆名单。2014年，南京博物院被列为中国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Taipei Palace Museum），又称中山博物院，建造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是中原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也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重镇，为台湾省规模最大的博物馆。该院（北院）座落于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1965年夏落成，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该院南京博物院位于嘉义县太保市，2015年开馆，园区占地面积68公顷。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清帝溥仪逊位。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成立“摄关政治内阁"，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于1925年设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26年至1928年期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管控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直至1928年6月，国民军“二次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垮台，其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华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为安全计，北京故宫博物院决定精选文物避敌南迁，历时十五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市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市。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1954年，“中央图书馆”在台北复馆，联管处改组。196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兴建.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并于11月12日正式开幕。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数次扩建。197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增设科学保管技术室，至此该院组织大致完备。200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提出南院建设计划。200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扩充整建工程完工。201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动土兴建。201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开馆试营运。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包括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有近70万件。文物主要有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文献及其他工艺品，馆内藏有翠玉白菜、毛公鼎、散氏盘、快雪时晴帖、《早春图》《华子冈图》《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稀世珍品；其中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为三大镇院之宝。截至2024年5月底，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698857件/册文物，其中有铜器6241件、绘画6745件、陶瓷器25595件、法书3743件、玉器13478件、法帖495件、漆器773件、丝绸308件、珐琅器2520件、成扇1882件、雕刻666件、印拓900件、文具2379件、善本书籍216507册、钱币6953件、档案文献395551册件、杂项12495件、织品1626件。除部分藏品常设展览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品大多轮换展出。其中北院有《慈悲与智慧：宗教雕塑艺术》《南北故宫 国宝荟萃》等常设展，南院有《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东亚茶文化展》等常设展。

2011年至201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连续5年被英国《艺术报》（TheArtNewspaper）评为世界最受欢迎十大炎黄艺术馆之一。2019年6月，世界主题娱乐协会TEA和AECOM联合推出了《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全球位列第18名。2022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入选“2021年全球20大博物馆”和“2021年亚太20大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于1953年，其前身可追溯至1928年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湖北省博物馆分出后成立独立机构。2002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署办公。2023年2月，湖北省博物馆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开独立运行。2023年8月，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整体并入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作为荆楚文化的渊薮殿堂、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是2018年中印元首外交的“国家文化客厅”。现有藏品46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95件(套)。此外，还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7项，区级非遗项目1项，馆藏随州市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8万平方米，形成“四馆三中心两基地”整体布局。先后举办曾侯乙、极目楚天等基本陈列，以及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品展等200余个特展，荣获“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等国家级奖项。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首个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是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乐器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协会与湖北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单位。

中国航海博物馆

中国航海博物馆（China Maritime Museum），简称“中海博”，全称“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是中国首个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航海博物馆。博物馆位于浦东新区临港新城申港大道197号，由德国GMP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

2005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在上海市投资建造国家级航海博物馆。次年1月20日工程奠基，2010年7月对外正式开放，年接待游客319629人次。博物馆建筑面积46434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21000平方米。馆内以“航海”为主题，“博物”为基础，分设航海历史、船舶、海员、航海与港口、海事与海上安全、军事航海六大展馆，海洋、航海体育与休闲两个专题展区，其中包括明代福船、大明混一图、大翼战船等主要藏品，并建有儿童活动中心、天象馆、4D影院等设施，涵盖文物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陈列展示等功能。

2010年12月，中国航海博物馆被授予“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称号，2011年8月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20年12月被中国博物馆协会评为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2022年2月被列为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23年2月20日获首届“全国交通运输十佳文博馆”称号。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Sanxingdui Museum）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省德阳市市广汉市三星堆镇西安路133号，南距成都市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新馆总建筑面积约5.44万平方米，2023年7月下旬开馆，与一、二号馆共同组成三星堆博物馆群，是中国一座大型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

1929年，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保护和开发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博物馆贷款2000万元开全国贷款建博物馆之先河，博物馆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正式开放。

三星堆博物馆占地面积约1000亩，分为综合馆和青铜馆两大展馆，陈列展出遗址出土文物，馆区内环境优美，深具文秀清幽的川西园林之风。

三星堆博物馆主要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共展示有1000多件文物，主要是青铜器、金银器与陶器，有青铜神树、金杖、黄金面具等国宝级文物。其中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祭山玉璋、金杖为禁止出境展示文物。

自1997年三星堆景区开放以来，三星堆博物馆获首批国家AAAA级景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遗址公园和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并入选最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2023年6月20日起三星堆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7月27日，新馆正式开放；9月27日，游客服务小程序+数字孪生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助力打造智慧博物馆。

现状数据

截至2020年底，中国备案博物馆有5788家，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同时，中国的博物馆总量已经跃居全球前五位，即美国、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这为世界博物馆发展注入了中国的强劲活力。这5788家博物馆当中，一二三级博物馆有1224家，免费开放博物馆5214家，非国有博物馆1860家。博物馆陈列的展览数量29596个。参观总人数12.3亿人次。未成年人参观博物馆的人次，2.9亿人次，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到博物馆去’成为中国社会的新风尚。”

2020年度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陈列展览2.9万余个、教育活动22.5万余场，接待观众5.4亿人次，网络观众数以亿计。同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在2020年严峻的疫情考验下，全球博物馆平均闭馆时间150天，收入缩减40%—60%，而中国博物馆的平均闭馆时间不到30天，是闭馆时间最短的国家之一。

2022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文物机构11340个，比2021年末增加795个，其中，文物保护管理机构2663个，占23.5%；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占33.4%。2022年末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19.03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0.88万人。其中高级职称12757人，占6.7%；中级职称24129人，占12.7%。

截至2024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7046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1660家，基本建立起类型丰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其中，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数量达到6444家，占比91%以上，年接待观众已近15亿人次。

相关研究

博物馆学是博物馆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的集成体现。博物馆学通过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博物馆现象的本质，理解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探究博物馆制度的机制功能及机构形态，构建博物馆科学知识和分享平台。博物馆学是理解和指导博物馆实践的科学理论。由于博物馆实践的社会、文化、经济、传统等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学研究者对博物馆学的认识存在差异。中国国家博物馆学界认为，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性质、特征、社会作用、工作方法和组织结构的科学，博物馆学的重要课题是博物馆发展规律。国际博物馆协会 [注] 认为，博物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博物馆的科学。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的历史，在社会中的作用，研究与实物管理的形式，活动和传播，机构与运转，新建的或改建的博物馆建筑，（该建筑）地点是接收的或选择的，它的类型学和道义论”。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前主席 F. 梅海斯 [注] 认为，博物馆学是对知识（或知识载体）的时空组织的研究。博物馆学界始终致力于构建具有普适意义，同时支持各国博物馆发展实践需求的博物馆学体系。博物馆学研究始于客观描述和分析博物馆现象、博物馆制度和博物馆实践。为开展协同研究，保障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博物馆学研究者确定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开发研究方法，定义专业术语，构建博物馆学学科体系，确定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逐步确立博物馆学自立自主的学科位置。

博物馆学研究阐明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将博物馆业务和博物馆发展融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致力于提高博物馆专业化水平，加强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能力，奠定博物馆再生产的理论基础，维护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建设博物馆专业队伍提供知识保障，为专业人员培训提供完整的学科框架和专业知识。博物馆专业人员通过系统学习博物馆学，养成博物馆意识和博物馆价值观，具备博物馆实际工作能力，认同并自觉遵守博物馆职业伦理。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的本质及其价值。作为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点和出发点，研究对象规定或制约研究工作的边界和研究路径，影响学科研究课题的选择及价值判定，以及研究成果述说的术语选择和论述逻辑。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认为，博物馆学研究应与博物馆实践密切结合，要有利于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实现，有助于博物馆发展。基于此，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机构表征的博物馆。博物馆学要研究博物馆的历史发展、博物馆功能及实现条件、博物馆发展规律。国际上，博物馆学研究者则将博物馆置于更普遍的人类认知和人类行为背景中，提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科学研究标本的博物馆物，或者是人类文化认同及传承的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传承。有些学者则认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 “博物馆现实”。捷克博物馆学者 Z.Z. 斯特朗斯基 [注] 认为，博物馆现实是通过历史上多种博物馆形式所表达的人的记忆系统表征的特殊的人与现实的关系。

博物馆安防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物的场所，同时也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馆内收藏和开展各类活动展示的大量文物难免会成为文物犯罪分子的重点作案目标。因此，保护文物安全，防止馆藏文物及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被盗、抢及损害案件的发生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安全防范（简称安防）在博物馆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把保护文物安全的安全防范系统摆在博物馆建设的重要位置。

入侵报警和紧急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和紧急报警系统是博物馆安防系统的基础，它通过各种前端探测器对防护物体及空间、区域提供点、线、面全方位立体探测，充当守护文物的 “鼻子” 的角色，是预防文物被盗、被抢的首要的主动防护手段。

入侵报警和紧急报警系统由紧急报警按钮、门磁、振动探测器、红外探测器、红外微波复合探测器、主动红外探测器、激光探测器、振动 / 电磁感应电缆探测器、智能侦测摄像机等前端探测器通过传输线路（有线、无线、网络等）与控制主机组成，当探测器探测到紧急报警、开 / 撬门（窗）、越界、凿墙、非法进入等入侵信号并传送给控制主机分析处理后触发报警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提示值班人员并通过现场声、光报警对作案分子震慑警示。

入侵报警和紧急报警系统既是安防系统的基础，也是最早的安防系统 —— 故宫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安防系统就是由门磁、断线报警组成的。新型入侵报警系统通常还具有报警信息存储及打印、自动布 / 撤防、电子地图显示、视频联动自动显示报警区域图像、远程控制、数字化智能识别、区域组网等强大功能。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由各种类型的前端摄像机通过有线、无线、网络等各种传输方式与录像存储、显示设备连接组成，大、中型系统还配有分析、管理功能强大的软件平台。它的基本功能是实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进行报警复核，并为防护区域内的一切活动留痕，是守护文物安全的 “眼睛”。为案发时的准确、快速处置以及事后侦查提供重要手段，对于预防、震慑和侦破内部作案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摄像机按结构可分为枪机型、半球型、球型、云台型等；按使用环境分为户内型、户外型、防爆型等；按光照条件分为普通型、低照度型、星光级超低照度型等，一些性能优异的低照度摄像机在户外没有专门照明的情况下仍能显示彩色图像，目前一般的低照度摄像机都具有比人眼高得多的灵敏度；此外，还有自带光源（可见光、红外光、激光）摄像机、人脸识别摄像机、客流统计摄像机、红外热成像摄像机、测温摄像机等专用摄像机。

声音复核系统

声音复核系统利用高灵敏度拾音器对现场、报警区域的声音进行采集以核实确定警情的真实性，它是守护文物安全的 “耳朵”。

声音复核系统在其探测的范围内可清晰地听到现场的声音，包括人走动、撬、挖、凿、锯时发出的声音，中心值班人员通过对现场声音的收听、分析从而对现场情况进行判断，对报警进行复核。

声音复核系统的应用场景如下：报警时声音复核；日常游客管理，如售票处的游客纠纷录音回放等。因此，声音复核装置主要布置在重要的展厅、库房、售票处等。随着音频分析技术的升级和应用，声音复核系统通过声频触发报警技术从以往的被动防御转化为主动防御，应用于库房区域以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出入口和停车场控制系统

出入口和停车场控制系统是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识别和控制人员 / 车辆出入，即通常所说的门禁系统。通常由各种前端识别设备（密码键盘、读卡器、指纹仪、掌纹仪、静脉仪、瞳孔仪、人脸识别 / 车牌识别机等）与各种电控锁、道闸和控制主机及管理软件组成。

出入口和停车场控制系统在博物馆中主要用于区域人员进出管控，对外来人员（如游客）、工作人员的出入进行控制、管理。因此出入口控制设备一般安装在内部区域和公共区域交界的出入口，重要展厅、库房、监控中心出入口，停车场（库）出入口等以作区域分隔。系统具有分级、分时段授权，进 / 出记录和查询等功能。

安装在重要库房的出入口的控制设备应采用双重识别手段，如刷卡或生物识别（人脸、指纹、掌纹、静脉、瞳孔）+ 密码输入识别双认证功能，须两个人同时认证库门才能打开。同时库房的出入口控制设备应具有防胁迫功能，当工作人员被劫持开门时，可以在使用胁迫码开门的同时隐蔽地向监控中心报警。

电子巡查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就是对安全保卫人员的巡逻路线、方式及过程进行管理的电子系统。通常由前端巡更点、巡查设备（手持巡更棒、巡更卡、巡更机等）、后端管理设备组成，通过管理电脑查看、打印巡查信息、报表等。可根据需要设定不同时段对应的不同巡逻路线并定时启动，在设定时间内未收到巡查信息时发出报警提示信号。

电子巡查系统一般分为在线式巡查系统和离线式巡查系统。在线式巡查系统一般用于博物馆，需敷设线路用于前、后端设备连接，具备与监控中心实时通信功能，可即时反映安全保卫人员巡逻状况并可在巡逻期间发现异常时与监控中心进行紧急报警或通讯。离线式巡查系统一般用于古建筑等文物保护单位，无需敷设线路，可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巡更后到值班室的后端管理设备下载巡更信息，通常结合无线对讲机实现与监控中心的即时通讯。

电子巡查系统应根据建筑物规模、特点、防护对象及系统使用的管理需求，根据开放和关闭期间不同的人防要求制定不同的巡逻路线。针对大量远距离分散地点的定期巡查需求，可利用互联网 + APP 应用的巡查模式，结合网格化的巡查机制，采用 APP 进行巡查管理。

专用通讯系统

专用通讯系统分为有线对讲系统和无线对讲系统，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采用有线或无线对讲通讯方式。专用通讯系统主要为工作人员提供日常工作、应急报告和指挥的通讯手段，这些设备的功能虽然并不 “强大”，但因通常只需一键操作，在发生抢劫、盗窃作案的分秒必争的紧急情况下可实现快速通讯报告求助。有线对讲系统通常在卸载区、展厅、库房与监控中心之间安装对讲分机，工作人员须熟悉对讲分机分布位置，以便紧急情况时可快速找到对讲设备进行紧急报告。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

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用于检查人员、行李、包裹是否携带爆炸物、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品或其他违禁物品，主要用于预防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和爆炸物的临时处置。其中检测设备包括安检门、手持金属探测器、X 光物品检查机，处置设备包括防爆罐等。上述设备一般安装在博物馆或园 / 景区入口处。

安全管理系统

对入侵报警、视频监控、声音复核、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等系统进行集成，实现各子系统的有效联动、管理。可提供电子地图、日志管理、应急预案、数据统计、设备运维、手机远程监控等应用。在系统高度集成的同时，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容灾能力，要求安防系统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故障时都不应影响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避免片面追求一些看上去 “高、大、上” 的平台功能而忽视了可靠性、实用性、易操作性、数据安全性这些安防系统的根本需求。

学术团体

国际博物馆协会

国际博物馆协会于 1946年11月在法国巴黎成立。1947～196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迅速成长，主要关注博物馆的教育角色，展览，文化产品的国际沟通、保护和修复三方面。1977年在苏联莫斯科通过的一项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支持的决议，开启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进程。2004年的韩国汉城（今首尔特别市）大会，是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在亚洲举行全体大会，标志着其将工作重心延伸拓展至亚洲。协会成员覆盖138个国家，拥有119个国家委员会和32个国际委员会。国际博物馆协会拥有五大使命：建立卓越标准、领导外交论坛、建立专业网络、领导全球智囊团、执行国际性使命。

2016～2022年的五大战略任务为：改善参与度、服务、沟通和能力建设以提升会员价值；改善协会的国际形象；提升协会的知名度；改善协会的国际作用；审度协会自身人员和资源方面的需求。国际博物馆协会年会是其成员和管理层之间进行正式对话的场合，用于决策协会的未来发展。每年，协会的国家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区域联盟、附属组织的主席和成员都汇聚一堂，参加全体大会及顾问委员会会议。全体大会覆盖了协会的所有成员和决策层，而顾问委员会则主要由国家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组成，每4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协会的国家委员会在国家层面组织起所有会员，确保所在国家的博物馆及从业者得到利益代表。协会的执行董事会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2名。其中，中国博物馆协会安来顺担任协会副主席。2020年6月19 日，意大利 A. 加兰迪尼出任主席一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重要伙伴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双方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方面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此外，国际博物馆协会也将北京故宫博物院视为重要的伙伴，双方协同开展国际培训中心项目等。

中国博物馆学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博物馆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各级组织机构纷纷成立。1979年，南京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倡议书》，经协商，确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作为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发起单位。1980年7月，8家发起单位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决定先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筹备委员会。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博物馆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中国博物馆学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中国博物馆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等备委员会成立后，发展团体会员155人，编辑出版《中国博协通讯》15期，征集博物馆学论文98篇，完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学会成立的准备工作。1982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选举产生67名理事，并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学会章程》。自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博物馆学会，出版学会会刊和馆刊。1983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建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2010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博物馆协会。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团结引领全国博物馆、博物馆从业者、相关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和个人，致力于保护、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①开展博物馆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研究。②调查研究各级各类博物馆的现状及发展需求，为国家制定博物馆相关政策制度提出意见、建议。③组织开展课题研究、各类学术会议、交流活动及行业培训等，促进博物馆行业资源开放共享，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④加强行业自律性管理，促进博物馆事业的改革、建设和发展。⑤建立健全有关行业规则、标准和服务规范，开展博物馆定级与运行评估，协调会员关系，维护行业利益。⑥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新技术、新标准的推广和信息交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各类培训和技术咨询，不断提高行业的知识水平和科技含量。⑦履行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的相关职责，在多边领域提高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⑧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文化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开展与其他国家博物馆机构、专业团体的学术业务合作，研究和借鉴博物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通过双边合作，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博物馆及其专业人员在传统文化领域的良性互动。⑨符合本会宗旨的其他活动。

相关事件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凝结着记忆，是看得见的民族精气神，是摸得到的文明根与脉。曾经“高冷范儿”的博物馆已经成为文旅“顶流”。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选择走进博物馆，感受文物魅力，接受文化洗礼。

202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杭州市博物馆的“腮红小破杯”等许多博物馆文创产品“破圈”传播。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数量超14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我国博物馆的数量也不断增加。2024年5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从2012年的3866家增加到2023年的6833家，平均每1.2天新增一家博物馆。

2025年，在洛阳博物馆展出的“唐代金银平脱凤凰花鸟铜镜”，凭借繁华纹饰与精湛工艺，承载着盛唐的气象与审美，深受广大游客喜爱。如今，这面曾静静陈列的古镜，不再仅是供人观赏的文物，而是跨越千年时光，以全新方式“照”进了现代人的生活。洛阳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它的设计是从花鸟纹铜镜上提取了鸾凤、花鸟等核心元素，让古老的纹饰“讲述”现代人喜欢听的故事。2025年，洛阳博物馆文创从丰富馆藏中持续提炼文化元素，新开发产品达38款，全渠道商铺营业额突破2200余万元，馆藏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消费新动能。文创产品游客愿意买单的背后，是馆藏资源深度挖掘与市场化运营的精准结合。洛阳博物馆联合文创企业，用当代表达解读古老文物，让文创从“单品爆款”走向“体系化输出”。这种“资源+创意+市场”的路径，不仅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更有效激活了文化消费市场，为文博文创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博物馆.术语在线.2025-11-03

我国备案博物馆数量达7046家，免费开放6444家.中国日报网.2025-11-10

卢浮宫_风土人情_法国_李克强出席第17次中欧领导人会晤_2015年专题集_专题_中国政府网.中国政府网.2023-06-03

WELCOME TO THE LOUVRE.卢浮宫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06-03

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河南博物馆.2025-10-23

博物馆日 探寻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百家号.2024-01-11

走进法国卢浮宫.新华网.2024-01-11

走进卢浮宫.百家号.2024-01-11

"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八百年"展览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4-01-09

吕一民：卢浮宫 “法国的象征与骄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12-28

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征集文物藏品的公告.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10-16

走进国博 触摸卢浮宫历史.光明新闻.2023-06-03

从王室花园到大众公园 杜乐丽公园.LOUVRE.2024-01-13

..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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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énus de Milo.LOUVRE.2024-01-05

法国卢浮宫8件失窃藏品清单公布.环球网.2025-10-20

卢浮宫抢劫案第三名嫌疑人被捕.央视新闻-今日头条.2025-10-30

【#卢浮宫重新开门#】.新浪微博.2025-10-22

卢浮宫抢劫案已有7名嫌疑人被捕.央视新闻.2025-10-30

涉嫌参与有组织团伙盗窃.环球时报-新浪微博.2025-11-02

涉嫌参与有组织团伙盗窃，卢浮宫抢劫案一嫌疑人被起诉.环球时报-新浪微博.2025-11-02

Cloudflare CAPTCHA.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2023-06-05

历史.湖南省博物馆.2023-06-06

著名收藏.湖南省博物馆.2023-06-06

建筑.湖南省博物馆.2023-06-06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信网上银行.2023-05-23

Welcome to The Met.大都会博物馆官网.2023-05-22

History of the Museu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2023-05-21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天猫旗舰店上线.今日头条.2023-05-19

About The Met.大都会官网.2023-05-23

中国国宝级文物走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05-19

Sina Visitor System.新浪微博.2023-05-22

annual-report-2021-22.pdf.大都会官网.2023-05-23

大英博物馆——晨间及晚间导览.大英博物馆中文官网.2023-06-26

博物馆简史.大英博物馆中文官网.2023-06-26

大英博物馆.每日环球展览.2023-06-26

国宝探秘•文物奇旅系列舞台剧《大英博物馆的神秘笔记》.南方网.2025-05-10

大英博物馆馆藏历史，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大英博物馆中文官网.2023-06-26

关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中文官网.202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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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埃及博物馆将于今年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澎湃新闻.2025-07-17

大埃及博物馆七月开放 埃及宣传全新旅游产品.TTG旅业报.2025-07-17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官网.2023-05-23

参观预约.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2025-08-24

..2023-05-23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05-23

大美国博.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5-04-25

古代中国.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05-23

业务范围.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05-23

关于公示新增17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的公告.国家文物局官网.2023-05-23

历史沿革.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05-23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2023-05-23

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 如何坚持中国特色.光明网.2023-05-23

联系我们.故宫博物院.2023-03-10

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局.2023-10-12

故宫博物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3-03-10

《故宫是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2023-10-14

历史文化视野中的紫禁城建筑五问.光明日报.2023-10-16

紫禁城建筑布局.故宫博物院.2023-10-14

故宫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代价值.光明日报.2023-11-28

皇宫博物馆概说 .故宫博物院.2023-10-13

北京故宫 瑰丽神圣.光明网.2023-10-14

故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2023-12-02

故宫博物院.光明网.2025-10-01

陈垣：傲骨立天地 奇文鉴古今.光明日报.2023-10-13

..202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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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南迁文物北返调查 南迁文物难定何日北归.北京娱乐信报.202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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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2023-10-18

南迁文物回归故宫.故宫博物院.2023-10-10

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主题云展览.故宫博物院.2023-10-13

故宫北院开建！世界最大宫殿群为何“开分号”？.齐鲁壹点.202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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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五牛图》回归记.广东政协网.2023-10-20

故宫博物院等66家景区被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政府网.2023-10-20

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2023-06-20

南京博物院简介.南京博物院.2023-05-05

参观.南京博物院.2023-06-24

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南京大学基地.2023-07-02

展览.南京博物院.2023-07-02

【访学季】EP08 | 家人们谁懂啊！和老祖宗的宝贝在南博唠上了.微信公众平台.2025-05-07

南京博物院推出18件“镇院之宝”.中国新闻网.2023-06-28

遗珍撷趣(三十):禁止出国(境)文物之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中国文字博物馆字博社教微信公众号.2023-06-30

文物小讲堂|“经典传承”之“镇院之宝系列”(三) ——青瓷神兽尊.南京博物院官方微信公众号.2023-06-29

南博珍藏: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京博物院官方微信公众号.2023-06-29

首批中央地方共建重点博物馆名单公布.河南省人民政府.2023-07-02

关于对南京博物院等部分4A级以上旅游景区复核检查情况的通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苏省文物局.2023-07-02

18 台北故宫博物院（Taipei Palace Museum）.江苏师范大学博物馆.2024-06-30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台北故宫.中国新闻网.2023-10-08

台北故宫南院将在嘉义开馆 筹建进度已达75%.中国新闻网.2024-06-30

台北故宫南院开馆了.南方+.2024-06-30

..2023-10-10

不一样的故宫博物院.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官方.2023-10-11

台北故宫博物院.央广网.2024-06-30

蒋介石带去台湾的奇珍异宝.人民网.2024-06-30

..2024-07-17

传承与开创台北故宫简史.中国台湾网.2024-06-30

交通：搭联营公车213 255 304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下车 地址：台北市至善路2段221号 .搜狐网.2024-06-30

2014年年报.npm.2024-06-30

台北故宫的文物有多珍贵.福建省文物局.2025-06-08

全球客流量最多的博物馆排名TOP20 列表.江苏师范大学博物馆.202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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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你还没去过?.澎湃新闻.2023-04-10

三星堆登陆央视《国家宝藏3》 4大国宝永久禁止出国展览.云南网社会频道.2023-04-20

A级旅游景区介绍.中国景区网.2023-03-31

中国官方公布首批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中国新闻网.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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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文旅之声.2025-11-03

博物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2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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