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英文名：The Economic Of India），是指印度共和国的经济体系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整体情况，涵盖了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增长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多方面内容。
在两个世纪殖民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其中只有大约90年是由女王陛下政府直接管辖的。在剩下的时间里，印度都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后，立即开启了现代化历程。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议会制。2016年，印度GDP为153万亿印度卢比，换算成美元（66.6印度卢比约合1美元）为2.3万亿美元，印度GDP超过英国，排在世界第五。截至2023年底，印度GDP总量达到3.7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印度国家统计局(NS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25财年印度实际GDP预测从2024年度的176.51万亿卢比增至187.97万亿卢比，增长率为6.5%。截至2025年3月，名义GDP（即按现价计算的GDP）增长9.8%，达到330.68万亿印度卢比。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到2025年，印度会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达到4.1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而印度的人均收入将从2013-14年财年的1438美元翻一番，达到2025年的2880美元。
印度经济发展历程中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应对措施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良好的制度和治理结构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印度经济产业多元化，涵盖农业、手工艺、纺织以至服务业。虽然印度三分之二人口仍然直接或间接依靠农业维生，但服务业增长迅速，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重要出口国。印度经济以耕种、现代农业、手工业、现代工业以及其支撑产业为主。印度外汇存底充足，汇率稳定。印度制造业出口已经开始下滑，全国很多地区电力供应依然不足。印度是21世纪全球最主要的资讯服务业生产国、电脑软件出口国。另外，印度的纺织、食品、精密仪器、汽车、软件制造、航空和空间等工业发展迅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据欧盟报告：印度已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印度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也比较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早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到近年来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的快速崛起。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始终是制约经济潜力充分释放的关键因素。
发展历程
前殖民时期
在两个世纪殖民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其中只有大约90年是由女王陛下政府直接管辖的。在剩下的时间里，印度都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东印度公司通过军事手段获得了在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地位，所以它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只是以公司的形式存在，表面上完全以盈利为动机，并代表了英国股东的利益。
在普拉西战役（BattleofPlassey）之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东部的大部分治权，开始通过征收土地税扮演事实上的国家角色，从而掠夺印度的部分经济产品。这种掠夺是通过中间人，即柴明达尔（zamindar）间接完成的。为了加大剥削力度，该公司很快在印度北部、南部和西部设计了其他形式的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将对农村经济产生非常长远的影响，即使在两个世纪后，实行柴明达尔制的地区发展水平仍低于其他地区。无论殖民地政府在印度不同地区建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有何不同，作为印度最大的经济部门，农业在殖民地时期并未获得繁荣。
关于英属印度时期的农业增长情况，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唯一系统性证据，即乔治・布林（GeorgeBlyn）的研究表明，在英属印度时期的最后半个世纪里，除了小麦，大多数农作物的产量增长低于人口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率本身也在下降。殖民地印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复发生饥荒。这些饥荒对印度人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虽然殖民政府在饥荒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争辩道，这是印度的气候造成的——但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印度自1947年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饥荒，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殖民地印度发生饥荒的情况下，便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政府并未采取措施来阻止这度的民主秩序却将其成功扭转，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和扩大公共分配体系来照顾弱势群体——实际上，1943年到1944年孟加拉饥荒期间，英国殖民政府为支持战事，也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1858年，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国家式殖民企业让位于帝国殖民国家，英国女王开始其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印度人虽然在原则上是英国君主的臣民，但英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有议会，尽管议会的选举权有限。这是一个民主政体剥夺非本土民众政治权利的案例。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共和国对待殖民地臣民的方式也如出一辙。印度和英国关系中的殖民因素在1858年后并未发生改变。尽管在流出印度的无回报资金流中，土地收入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但掠夺仍在继续。新的掠夺形式中，最突出的便是“内政费”，收取这一费用的借口是，英国通过治理印度向其提供了服务，同时这也是对英国在印度投资的奢侈担保。使用由印度财政负担的印度武装部队来保护英国的帝国利益，殖民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制征用特别“捐款”和贷款，这些方式成为财政外流的其他因素，它们取代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商品流通。
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Naoroji）提出的“外流理论”（DrainTheory）尽管还不成熟，却让英国和印度公众都注意到了这些非贸易性的单向资金流动。据估算，这种外流不会超过印度国民收入的10%。虽然数额本身看起来并不是很大，但即使是小规模的流出，如果持续很长时间，最终也会累积成巨额资金。一项估算认为，印度从1765年开始流失的累积价值相当于1947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倍。关于英属印度的经济增长情况，有两份独立的研究报告，分别来自英国经济历史学家A.麦迪逊（A.Maddison）和印度经济学家S.西瓦苏布拉莫尼亚恩（S.Sivasubramonian）。这两项研究对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十分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1900—1947年，麦迪逊的估算结果显示，人均收入有极其轻微的下降，而西瓦苏布拉莫尼亚恩的结果则显示，存在极其轻微的增长。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认为，在英国统治印度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印度人的生活水平陷入停滞，这也正是资金流出印度的时期。
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繁荣，印度工业家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骤降，194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30年还低。而在1930年，大萧条达到高峰，压低了印度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对印度也产生了影响。除了战时繁荣的崩溃，印度独立之际发生的印巴分治也使殖民统治给经济带来了更长远的抑制效应。由于供应链被严重破坏，印度的生产遭遇重挫。一些主要产业位于后来归属于印度的大都市港口，而原材料却在后来归属于巴基斯坦的地区种植。在这方面，棉花和黄麻是最好的例子。印度是一个新的政治实体，企业家们会考虑其未来的不确定性并搁置他们的计划，私人投资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独立后现代化
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后，立即开启了现代化历程。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模式可以用“独辟蹊径”来形容。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印度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议会制，经济上却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是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混合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启动，印度政府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向私营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转变。印度开始走出一条跳跃式发展的道路，实现了从农业主导直接跃升到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格局。印度独立以来所走的现代化之路意义重大，下面我们将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经济政策角度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混合经济模式时期（1947~1990年）
印度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于1947年实现独立，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受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独立初期印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频遭饥荒之苦。殖民时期的经历使得印度对国外资本持警惕态度，因此印度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不受国际资本控制、不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体系。
1、经济模式初步探索：20世纪50-60年代的萌芽发展。
印度独立伊始，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约为60%，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印度在经济方面主要面临两大历史性任务：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这一时期，印度经济处于追赶阶段，理论上增长上限较高的印度，GDP涨幅却长期处于3%~5%之间，被讥讽为“印度教式增长率”。同时，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7%，远远低于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此外，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问题，这一时期印度的出口发展停滞不前，对外贸易增长较为有限。
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纷纷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力争依靠自身资源，实现不错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当政府迫切希望实现自力更生时，总是习惯性地寄希望于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然而，印度受苏联现代化工业培育经验的启发，并考虑到自身具备大量的英镑储备，加上少量出口创汇，可以满足发展规划的外部需求，于是坚定地提出自力更生的发展目标，并选择了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为了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印度在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模式，该模式强调国家干预和公有制经济，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控制。
20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便效仿苏联，确定了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战略，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并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工业迎来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的不结盟政策为印度提供了来自苏联和西德两大阵营集团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逐渐建立起钢铁厂，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推动工业部门建设。到1966年“三五计划”结束时，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提高了工业自给能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在1966年之后，印度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尽管工业发展在印度的经济规划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在这一阶段后期，印度的工业发展水平开始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领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包括高度计划的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7%，而印度的工业增长率仅为4%。究其原因，过多的政府干预和官僚主义带来的经济效率低下是核心问题。此外，印度长期实施的非市场导向经济政策和低效的公共部门引起的财政与外汇双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
2、混合经济的调整与挑战：20世纪70-80年代的曲折与艰难
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韩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但到了1990年，韩国的人均GDP（6610.0美元/人）已经是印度人均GDP（367.6美元/人）的18倍。与此同时，持续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增长、外贸增长和吸引外资的能力上都明显优于印度。尽管此时印度的经济整体上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但在这一时期，印度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领域，印度政府优先支持农业发展，通过提供农业信贷服务、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制定积极价格政策等措施，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双达标，印度的农业生产基础得到了极大巩固。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产量的提高，帮助印度在粮食供应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1990年，印度每公顷粮食产量为1891.0千克，既确保了粮食的充足供应，又促进了粮食价格的稳定。在工业领域，印度政府开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前景整体良好，20世纪80年代末期印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提高到了8%~9%。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印度政府放宽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部门的私人投资政策，大幅提高了火电厂的负荷率，同时增加了煤炭的铁路货运能力以逐步取代公路运输。煤炭产量从1981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90年的2.2亿吨。
1990年，其发电量增长到2894.4亿千瓦时，是1980年的2.4倍。铁路货物运输量也从1980年的1584.7亿吨・千米增长到1990年2357.9亿吨・千米（比马尔・伽兰，2021）。同时，服务业领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将一些服务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印度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外市场的需求，积极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印度的服务业开始崛起，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的新引擎，为印度经济注入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印度新一届政府上台，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允诺重振印度经济，坚持自力更生，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体现了印度向更加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是一个逐步放松政府管控、解除行业管制和促进进口自由化的过程。这一阶段除了出台了相关政策保证产业发展外，也出台了诸多改善民生的政策。如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出台了供给侧措施，将物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此外，印度还在“六五计划”中启动了一系列福利计划，旨在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在1979年的石油危机中陷入了财政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的补贴和国防开支超过了其财政收入，导致赤字逐步扩大；到1990-1991财年，赤字已高达4333亿印度卢比，占其GDP的8.4%，政府外债总额也达到3万亿卢比。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贸易受到限制，经济相对封闭。1980年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上台后虽实施了一系列出口导向政策，试图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然而并未迅速改变印度对外贸易的格局。虽然这一时期印度的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在增加，从1970年的20.2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84.4亿美元再到1990年的178.1亿美元，但其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不升反降，由1980年的4.5%下降到1985年的3.5%。此外，印度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也逐年走低，1960年印度的外贸总额占全球的1.4%，这一比例在1970年下降至0.6%，到1990年依旧保持在0.6%水平。
图1：印度对外贸易情况注：1960-2022年进出口金额数据来源于IMF，2023年进出口金额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
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1985~1989年）
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程度，却恰逢海湾危机，油价上涨，印度作为贫油国家的逆差进一步扩大。1990年印度贸易逆差达59.3亿美元，1991年6月外汇储备仅余11.2亿美元，相当于两周的进口额，印度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当中。然而，印度“六五计划”中外部调整方案的执行增加了印度国内的原油产量，减少了印度对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依赖。在此期间，印度最突出的成绩在于，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成功地实现了国际收支平衡。
相较于印度独立之后的前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印度经济已经呈现向好的趋势。然而，苏东集团的巨变使得印度失去了主要的外汇来源，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飙升更是使依赖石油进口的印度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工业投资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不仅会削弱人民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信心，同时还会阻碍长期投资，进而降低投资效率。1988~1991年印度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不仅直接导致融资以及财政困难，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长期投资环境。因此，恢复宏观经济稳定是恢复经济增长的核心。
经济改革后的全球化时期（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转向了更加市场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提速，并取得了成就。出于对早期发展战略的质疑，印度的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巨变。随着时任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的上台，印度政府于1991年实施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全面经济改革，放弃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式”的混合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贸易和产业自由化、引入外国直接投资成为政策主旨。
1991年，印度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匮乏等问题凸显，为应对危机，印度启动了一场全面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引入了自由市场机制，大幅度减少了对产业的直接控制，推动印度由封闭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1991~2013年间，印度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1%，高于改革前的平均增长率，打破了曾经的“印度增长率”笑话，也使得印度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印度逐步开放了经济市场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在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增长。
1990年印度的出口总额约为178.1亿美元，2013年达到3150.2亿美元；进口总额从2000年度的502.6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4679.4亿美元（如图1所示）。1995年，印度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印度与全球经济体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加入WTO之前，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对有限，1991年仅有0.8亿美元。然而，随着印度市场的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外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不断攀升，FDI流入量从2005年的76.2亿美元增加至2013年的282.0亿美元（如图2所示）。印度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动更加密切。除了传统的贸易伙伴外，印度还加强了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贸易联系，外贸更加多元化，减轻了对特定市场的过度依赖。
图2：FDI流量流入情况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印度服务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印度服务业的迅速增长，逐渐超越了传统工业和农业，成为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与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印度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农业主导直接跃升到服务业主导。到2013年，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6.7%）分别是农业（17.2%）和工业（28.4%）的2.7倍和1.6倍，逐渐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图3所示）。服务业的发展也为印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服务业就业占比由改革初期的21.6%增长到2013年的29.1%，就业水平得到了提高。相比于服务业的崛起，印度制造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印度工业增速一直保持在1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成，但金融危机使得印度工业较服务业遭受了更大冲击。金融危机的前两年，即2006年和2007年，印度工业生产增速分别为13.2%和8.0%，而2008年工业生产仅增长了4.0%。虽然在2009~2010年逐步企稳回升，但受全球经济疲软、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信贷紧缩影响，2011年开始工业增长再度下滑。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金融体系在发展中的作用也发生了转变，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来调动和分配储蓄是实现商品市场自由化的基本保证。印度政府在“八五计划”中首次明确了资本市场和金融部门的作用，又通过一系列金融市场改革，建立健全强大且稳定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制机制，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不同金融细分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印度金融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有了明显起色，1997~1998财年印度国营银行从1992~1993财年的亏损中走了出来并实现了盈利。自经济改革之后，印度各届政府都致力于推动“自由化”“市场化”进程，通过逐渐开放的政策降低了不断增长的赤字和外债。1991年，拉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成功将财政赤字从6.6%降至4.7%，并在后续年份将其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外汇储备也得以恢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对资金流入、流出及其相关服务的限制已降至最低。为了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际制裁的影响，印度前总理阿塔尔·瓦杰帕伊在其执政时期（1998~2004年）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在对公营企业、对外贸易和农业等领域的改革保持了持续性。此外，印度又推出了诸多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推动了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化。2007年，印度成功将财政赤字率降到3%以下的安全区间，旨在提高政府财政水平和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成为了评估负债水平的关键指标。
1991~2004年，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达到了高值62.6%，这一时期的高债务水平反映了政府在财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然而，自2004年起，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2013年降至50.3%。这一过程不仅突显了印度政府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也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执政以来，印度聚力于经济高速发展。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然而自2022年走出疫情后，印度经济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除2019年和2020年外，印度实际GDP增速均在每年6%~9%之间。在全球贸易疲软的背景下，依靠自身的强劲内需，印度2023年GDP增速高达7.7%，远高于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增速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位列第一（如图4所示）。一枝独秀的经济表现也使得2023年印度资本市场表现不俗，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荣登全球第四。
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印度政府着力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引擎，消费热潮逐渐兴起。2014~2023年间，私人最终消费支出翻倍，年均增长率达5.6%，消费占印度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左右，持续推动印度经济发展。但印度在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并不亮眼。2014年至今，印度制造业PMI指数平均高达52.7%①，可“印度制造”进展却不及预期。2014~2022年间，制造业出口额只增长了35%，远不及总体的52%，且投向印度的FDI更多流向了服务业。
根据国际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又回落至14%以下，明显低于同期中国的27.7%、越南的24.8%、孟加拉国的21.7%和泰国的27.0%，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的到2022年（后推迟到2025年）实现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5%的目标已是渐行渐远。标普全球发布的《2024年全球信用展望》报告预测，2027年印度GDP增长率将达到7%，并强调“印度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服务业到制造业’的转型”。仅就目前情况看，印度能否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前景并不明朗。自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执政以来，采用了诸多改革措施，聚力于发展制造业、推进财政现代化、大兴基建和发展数字经济，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为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上台后正式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做出包括“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和“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等一系列政策和改革（如表1所示）。
2014年推出的“国家普惠金融计划”以及2020年发布的《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2019~2024）》增加了印度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同时也为财政的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印度政府在2017年正式推出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简化了复杂的税收制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通过2019年和2021年的国家基础设施管道和国家基础设施计划，大力推动了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政府的智慧城市计划提供了超过4800亿印度卢比的财政支持，平均每年给予每个城市约10亿卢比，使得印度公路总里程十年增加59%，铁路规模位居全球第四，机场数量翻倍并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民航市场。同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依托8.8亿的互联网用户，印度创建了统一支付接口（UPI）的数字化非专有平台，推动金融、旅游、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另外，印度饱受诟病的电力设施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装机容量增长三倍以上。这些投资给印度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6年，印度GDP为153万亿印度卢比，换算成美元（66.6印度卢比约合1美元）为2.3万亿美元，印度GDP超过英国，排在世界第五，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
根据印度国家统计局(NS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25财年印度实际GDP预测从上一年度的176.51万亿卢比增至187.97万亿卢比，增长率为6.5%。截至2025年3月，名义GDP（即按现价计算的GDP）增长9.8%，达到330.68万亿卢比。
经济体系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印度是当今金砖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经济产业多元化，涵盖农业、手工艺、纺织以至服务业。虽然印度三分之二人口仍然直接或间接依靠农业维生，近年来服务业增长迅速，日益重要，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重要出口国。
印度经济以耕种、现代农业、手工业、现代工业以及其支撑产业为主。印度外汇存底充足，汇率稳定，未来官方也将全面解除外汇管制，由市场决定币值。印度制造业出口已经开始下滑，全国很多地区电力供应依然不足。目前是21世纪全球最主要的资讯服务业生产国、电脑软件出口国。另外，印度的纺织、食品、精密仪器、汽车、软件制造、航空和空间等工业发展迅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据欧盟报告：印度已成为农产品净出口国。印度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也比较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农林牧渔业
2023年，印度农产品出口额510亿美元，同比下降7.27%，占印度货物出口总额的11.8%。主要出口谷物、鱼类、糖、咖啡、茶、肉类等；进口额330亿美元，同比下降10%，占印度货物进口总额的4.9%，主要进口动植物油脂、蔬菜、水果等。
农业大型企业包括：Godrej Agrovet有限公司，生产动物饲料、家禽产品和棕榈油；孟买缅甸贸易有限公司（孟买 Burmah Trading Corporation, Limited，BBTCL科技），生产茶、咖啡、其他种植产品、饼干、乳制品、汽车电器和白色家电零件、称重产品、园艺和园林绿化服务以及保健产品；国家农业产业公司（National Agro-Industry），生产农机设备，提供农业技术；卡弗里种子有限公司（Kaveri Seed Company Ltd）；敦塞里茶业有限公司（Dhunseri Tea & Industries Ltd ）；JK农业遗传学有限公司（JK Agri GeneticsLtd. ，JKAL）。
工业
印度工业体系比较完善，医药、汽车零配件、钢铁、化工等产业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近年来，汽车、电子产品制造、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根据联合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23年印度制成品出口额2546.3亿美元，占印度货物出口总额的59%。主要出口矿物燃料、珠宝、机械设备、钢铁、有机化学品和医药产品；制成品进口额3240.1亿美元，占货物进口总额的48.2%，主要进口矿物燃料、珠宝、电机、机械设备、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制品。印度政府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通用电气、西门子股份公司、宏达电子、东芝和波音公司等全球巨头已在印建立或正在建立工厂。
大型企业包括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石油和天然气公司（Oil andNatural Gas Corporation，ONGC）、印度石油公司有限公司（Indian Oil Corporation）；大型制造业企业包括塔塔汽车公司（印度塔塔集团 Motors）、塔塔钢铁有限公司（Tata Steel）、铝和铜制造企业欣达尔科工业有限公司（Hindalco Industries Ltd）、印度跨国汽车制造公司马恒达集团（Mahindra & Mahindra Ltd）、汽车制造商玛鲁蒂铃木公司印度有限公司（Maruti Suzuki India ltd）等。
服务业
服务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金融、房地产和专业服务、公共管理、国防和其他服务，以及贸易、酒店、运输、通信和与广播有关的服务。印度央行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服务出口额337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服务进口额2465.0亿美元，同比增长39.8%。印度服务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行业。
随着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印度建成了班加罗尔、金奈、海德拉巴、孟买、浦那县和德里等一批著名的软件服务业基地。塔塔咨询服务（塔塔汽车公司 Consultancy Services）、威普罗公司（WiproTechnologies）和印孚瑟斯技术（Infosys Technologies）成为全球著名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预计未来医疗保健行业、数字经济、软件服务业都是印度重点投资领域。除 前 述 三 个 软 件 服 务 公 司 以 外 ， 大 型 服 务 业 企 业 还 有 HCL 科 技 公 司 （ HCLTechnology）、雷丁顿印度有限公司（Redington India Ltd）、科技马恒达有限公司（TechMahindra Limited）、巴蒂电信（Bharti Aitel）、德勤华永有限公司（DTTL或Deloitte）、拉森和图布罗有限公司（Larsen & Toubro）、Mphasis有限公司等。
大型企业
根据2024年美国《财富》500强榜单，印度有8家企业入选，如下表：
发展现况
截至2023年底，印度GDP总量达到3.73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2600美元。与此同时，印度几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表现稳定：通胀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充足，财政逐步回归稳健，企业和金融体系财务失衡问题也日益扭转。总体而言，摆脱了疫情阴霾的印度经济展现出更强的韧性。2024年1月5日，印度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预测印度2023-2024财年（每年4月1日至来年3月31日）经济增速将达到7.3%。这已是印度连续第三年经济增速超过7%，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主要动力
服务业再度成为引领增长的火车头一直以来服务业对印度经济意义重大：产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8.44%（2022）；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服务贸易顺差额几乎相当于印度商品贸易赤字额的一半。但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的服务业遭受重挫并拖累经济增长。2022年疫情结束后，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交通、文教、旅游等行业强势反弹，全年增速达到13.9%，也将整个服务业的增长率推高至9.7%，重新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2023年印度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项目管理协会）均值高达59.5。服务业的增长通常与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相关，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印度服务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大动力。早在2016年，执政不久的莫迪政府推出了废钞令。此举客观上推动了印度的金融深化——许多边远地区的民众为了换钞纷纷走入银行并首次开立了金融账户。通过力推虹膜扫描身份认证，印度建立起了容纳13亿人口的中央身份数据存储库。加之智能手机用户快速增长，印度的电子商务、物流、在线教育、移动支付得以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一直是印度对外贸易的强项。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对印度的外包需求进一步增加。印度工商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服务业出口创汇333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7.88%。
印度制造
“印度制造”增速加快但整体上依旧乏善可陈疫情后的印度制造业进入了持续扩张通道。2023全年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均值达到56.8，远高于亚洲平均水平（50.7）。根据水泥、煤炭、石油精炼、化肥、电力供应等八大产业加权平均后形成的核心工业指数在2023年较上年同期增加了8%以上。这些行业向全社会提供基础性物资，其增长势头预示着印度工业正在进入新一轮投资扩张周期。由于印度制造业在疫情前的10年间一直发展缓慢，近年来发生的积极变化并不足以改变其总体落后局面。尽管2022-2023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2%，但其制造业的增速也仅为5.5%。
制造业在印度GDP中的份额已从2007年最高时的17%降至2023年的13%。与此同时，印度制成品出口占其整个商品出口的比重也从2009年的66%降至2022年的62%，从而导致印度商品贸易赤字不断增加。
劳动力市场
农业仍是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印度是传统农业大国。2023年印度农业产值为5595亿美元，约占GDP的15%；农产品出口大致为433亿美元，占全部商品出口的10%。大米、茶叶、咖啡、橡胶、甘蔗是印度五大出口农产品。但是，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农业发展却始终步履缓慢。2017-2023年，印度农业部门的平均增长率为4.6%，最近三年更是徘徊在3%左右。这表明农业始终是印度经济发展最为薄弱的部门。疫情期间大量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导致印度农业部门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从2019年的41%升至2021年的44%，目前仍高达43%，大大超出农业部门的人力需求。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成为印度“三农”问题的难点。
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运行稳健市场活跃货币政策兼顾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目标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印度也曾一度面临通胀风险。2022年5月印度的通胀率达到7.8%。之后印度储备银行连续6次加息，将回购利率从2022年5月的4.4%升至2023年9月的6.5%。货币政策紧缩推动通胀水平迅速回落。2023年1月以来，印度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燃油价格）就一直处在4%~6%这个理想的区间内。由于目前印度经济增长势头良好，适度的通胀水平为印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之可以同时兼顾增长和通胀两个目标。
外汇储备
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利于汇率稳定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资本对印度经济的信心持续提升，流入印度的资本大幅增加。2023年4-12月，印度的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入额达到306亿美元，净流入的商业借款和非居民存款100亿美元，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但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减少了近一半，降至104亿美元。与此同时，印度的经常账户逆差在2022年4-10月较上年同期明显减少。
2023年第二季度，印度经常账户逆差仅为82亿美元，而上年同期高达309亿美元。截至2023年底，印度外汇储备较上年同期增加了576亿美元，达到6204亿美元，足以覆盖10个月的进口付汇；外债与GDP的比率降至18.6%，其中短期债务占整个外债的比重为19.6%。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23年印度卢比成为新兴经济体中汇率最为稳定的货币之一。截至2024年1月20日，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为83:1，与2023年初基本持平。
机构稳健性
盈利能力改善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新冠疫情之初，由于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的担忧，印度储备银行不断督促商业银行未雨绸缪，通过短期货币市场或长期资本市场融资以补充资本金。与此同时，鉴于资本市场对公有商业银行缺乏信心，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加快了公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步伐，降低国家持股比例，甚至对个别银行不再强调国有控股。此外，印度储备银行还对公有银行向中小企业和农民的普惠性贷款提供定向降准支持，减轻银行经营压力。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印度商业银行得以在资本市场上募集大量资金，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除了享有可观的存贷息差，印度股市持续上涨还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收益。印度商业银行的总不良资产率和次级资产率均降至多年来最低，分别为3.2%和0.9%；而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分别升至1.2%和12.9%。
股票市场
外资流入推动股票市场迭创新高1991年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股票市场先后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其间即便有过短期下行但始终都未改变长期攀升趋势。印度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为孟买交易所（BSE）和国家证券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作为股市风向标之一的孟买敏感指数（BSESensex）从1990年7月的1000点升至1999年的5000点，2006年2月7日突破10000点，2020年疫情中经历V型反转收至47751点。此后三年随着印度经济迅速复苏，印度BSESensex股指迭创新高。2023年12月29日，BSESensex指数收盘72240点，全年累计上涨接近19%；股票总市值较疫情前增长一倍，达到了4.38万亿美元。
印度股市强劲上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资的大量流入。2023年，全球投资者“净抢购”了210亿美元的印度股票。从国家证券交易所流通市值分布来看，外资占比最大（37.10%），其次为个人投资者（19.50%）、公募基金（17.60%）、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11.50%）。
印度股指创新高主要缘于中小企业上市公开发行股票，而中小企业经营不确定性较高，股价抗冲击性较弱且容易被操纵，容易造成市场大幅波动。在牛市背景下，近年来印度股市的散户越来越多，与机构投资者不同，他们更偏好购买小企业股票，习惯追涨杀跌。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投资者的杠杆率不断上升，在助长市场泡沫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在未来某个时段造成市场剧烈震荡。高盛分析师的最新评估认为，Nifty50指数目前的交易价格较亚太地区其他股指溢价约50%，这将抑制印度股市的估值。
背后隐忧
纳伦德拉·莫迪上任10年来，印度出台了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GST），国家财政实力得到巩固，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2014年莫迪上台时印度全国的通电率为85%，到2022年就已达到99%。然而，印度经济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尚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印度6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4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2.28英亩降至2016年1.08英亩，从而抑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随着农村地区商品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更为突出。自然灾害、地缘冲突等内外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负担和生产成本，农民破产的新闻屡见报端。其次，印度的出口与内需、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作用并不明显。
2022～2023财年印度服务与商品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13.5%，甚至比2011～2012财年还低了3.3个百分点。2022～2023财年印度固定投资与GDP的比率达到34%，创下近十年来新高，其中来自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占3个百分点。疫情结束后，印度政府逐步减少支出以削减财政赤字，私人消费也在短暂的“报复性”释放之后复归常态。因此，印度未来的增长将更加倚重外国投资流入和私人投资的大幅提升。
但这些新增资金更多地流向了股市和债市。资金匮乏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后劲不足。最后，印度产业政策的内在矛盾有可能阻碍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印度希望利用全球价值链转移的机会，吸引更多国际先进制造业迁往印度；但另一方面，为保护国内特定产业，印度又对外国商品设置了高关税，甚至寻找各种理由收制外企，这必将阻碍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实际上，在莫迪的两个任期内，印度制造业无论在GDP中的占比还是对就业的贡献都远没有达到他上台之初的承诺。总之，尽管印度经济已经回归“正常”水平，但若要再现东亚经济体曾经创造的“腾飞奇迹”仍为时尚早。
产业结构
从产业贡献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来看，服务业是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对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占比处于较高水平。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维度分析，印度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较高相似性，具体表现为二者在服务贸易领域均呈现顺差状态，而在商品贸易领域均处于逆差状态。
通常情况下，多数服务具有不可贸易属性，在此背景下，印度服务贸易何以呈现顺差状态，一个原因是过去十几年间，印度大力发展IT、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比较有名的是印度的信息技术（IT）行业。因为印度劳动力英语普及率高，很多西方企业将后台工作（比如话务中心）外包至印度，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此外，近几年来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服务业可贸易性提高，为印度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印度IT行业的发展得益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并把握住了关键时机和转折点[7]。进入1990年代，互联网蓬勃发展（Dot-comBoom）带来了巨大的IT产业升级的海外需求。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科技领域较为重视，劳动力英语渗透率高，与美国有一定时差，高端技术劳动力相对廉价等有利因素，帮助印度大量承接美国IT服务业，使传统来说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变得可贸易，从而带动了印度2000年以来IT服务业的蓬勃发展。2022年，IT部门占印度GDP约7.5%，IT是印度增长的引擎，而放眼全球，印度也已成为全球IT和软件公司的重要中心之一。
►低成本的劳动力：印度对教育投资占GDP的4%以上[8]，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STEM领域的重视，使得印度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形成了540万人的IT人才储备库，叠加以美元计价的印度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等国家，使其成为IT服务业劳动力“套利”的首选国家。此外，印度英语渗透率达10%（即说英语的人的比例），在高端技术劳动力中尤为集中，支持其IT服务业出口。
►政府扶持：1999年印度成立IT产业部，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专门设立IT部门的国家之一，形成先发优势。在2023-24年联邦预算中，IT和电信部门的拨款共117.7亿美元，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之一。印度政府支持设立多个软件开发园区，所有硬件和软件进口均完全免税，旨在开发和出口计算机软件。
►时差：印度与美国有12小时时差，正好利用美国夜里的时间对外包任务进行处理和交付，在第二天美国的工作时间交付成果。
虽然印度是传统IT大国，但人工智能（AI）领域来看，印度发展动能仍相对落后。从整体AI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来看，印度发表论文占比逐年上升，但仍低与中国、欧盟与英国、美国。从高影响论文占比上看，印度近年也呈扩大趋势。美印近期宣布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或可能会使印度技术进步得到边际提升。
医疗保健行业是印度的另一个特色产业。根据IBEF的数据[13]，印度医疗保健行业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110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3720亿美元，平均复合年增长率为22%。
►医疗人才储备丰富：截至2022年6月，印度国家医学委员会（NMC）登记了131万名现代医生，印度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1：834，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1：1000的标准；此外，印度有34.33万名注册护理人员和13万名联合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自2014年以来，印度投资了157所新批准的医学院，其中72所已经开始运营，医学本科学位与研究生学位名额也均大幅增长。
►先进的医疗设施：印度拥有大量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医疗设施，提供相当于或高于全球标准的治疗与护理，相对与西方接轨的行医标准也或有助于病患建立信任。医疗服务和设施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FDA）的支持。印度拥有45多家国际联合委员会(JCI)认证的医院[16]和大量国家医院和医疗保健提供者认证委员会（NABH）认证的医院。
►成本优势：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印度提供了更经济实惠的治疗选择，而不会影响医疗保健服务的质量。在印度，治疗成本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规模效应：印度医疗旅游具有客观的规模效应。以Aravind眼科医院为例[19]，其商业模式的要点在于技术性要求不是很高，但要求有熟练度。例如白内障手术，即便是欧美顶级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在进行手术时如果没有熟练度和经验积累则很难发挥优势。通过采用“流水线”般的手术方法，Aravind医院的医生平均每年进行的手术超过2,000例，而印度整体平均水平为400例，亚洲大多数国家为150-200例。在这种高频率的磨练下，对于较为基础的手术，印度可以达到良好的精度和愈后效果，甚至优于英国医院的平均水平。
印度医疗服务业的优势使其不断在全球市场上吸纳需求。根据2022年的《印度旅游统计概览》报告，2021年访印外国群体当中高达21.2%[20]。印度在2020-2021年度医疗旅游指数（MTI）中排名第十，共有46个目的地，该排名由医疗旅游协会发布[21]。此外，为促进医疗旅游发展，印度政府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印度政府正在向165个国家的公民提供电子医疗签证[22]。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也将助力数字医疗。截至2021年11月，作为印度政府“数字印度”计划的一部分，印度各地建立了638家电子医院，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尽管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印度的经济增长，但投资者十分关注印度在其人口优势之下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前景。2014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但从过去几年的发展看，印度“制造强国”构想的整体进展相对较缓，不及此前提出的政策预期[24]。数据显示，2014-2020年印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并没有特别大的提升，根据此前制定的“印度制造”目标，政府原本计划将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从15%提升至2020年的25%，但这一目标已先后两次推迟至2022年、2025年。
2020年以来印度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比较明显的抬升，这部分得益于疫情期间印度额外推出很多产业性的补贴政策，另外投资手续简化也使治理方面的效率有所提升。从出口的产品结构上看，印度制造业出口目前大多为初级产品，电子与化工近年来有所增长。
印度是主要的产棉国家，在天然纤维领域具有自然地理禀赋，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纺织服装制造业有向东南亚、南亚转移的趋势。WTO数据显示[27]，2020年中国占全球服装出口额的31.5%，但相比2013年份额高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国份额提升，2020年分别占服装出口份额的6%、6%、3%。
印度整体供应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在附加值更高的纤维和纱线、面料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这使得其更多承接附加值较低的制衣环节。此外，随着出口份额向东南亚转移得越多，东南亚、南亚等国对中国纺织中间品的需求就越大，印度、越南约50%的纤维、纱线、面料仍需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纺织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大体呈抬升趋势，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等国间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
在政府补贴措施之下，印度消费电子行业蓬勃发展。以手机为例，近期印度手机制造业出口的显著增长引发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2018年印度政府对整机进口征收20%关税带来整机进口大幅走低，其后2020年PLI计划针对在印度完成组装的手机补贴发票价格的6%[29]，从而带来印度手机制造商大量进口手机零部件，并在印度完成组装，整机贸易差额转为顺差。
但印度手机制造业很多不是为了组装后再出口，而因为印度本身就是人口大国，很多手机在印度设厂是为了在本地销售，印度手机制造业呈现“印度本国生产—国内消费”的模式。由于印度手机以内销为主，短期内印度手机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较弱，但未来随着苹果公司等公司逐步扩大其在印度的制造生产，或增加竞争关系。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商，制药行业在过去10年中以9.4%的复合增速蓬勃发展，目前在药品产量方面排名第三。印度拥有较多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求的药品生产设施，并拥有500家药物活性成分（美国石油学会）生产商，约占全球API市场的8%。印度制药行业满足全球各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需求的50%以上、美国仿制药需求的40%和英国所有药品需求的25%。国内制药行业包括3000家制药公司和约10500个制造单位。
“强仿政策”为印度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保障印度国民用药价格合理性，1970年印度政府出台《专利法》，该法案排除了药品的产品专利，规定药品领域的产品发明不授予专利权，仅对制造工艺授予专利，即只要改变制药工艺则即使生产出成分相同的药品也不构成侵权。该法案颁布后，印度仿制药的上市等待期大幅缩短，药品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
在政策促进下，印度抓紧“窗口期”快速引进仿制药新品种。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生效，规定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发明都必须获得专利。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了10年的窗口期来正式遵守该协议[34]，10年的过渡期成为印度制药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2005年后《TRIPS协议》生效落地，对于专利的保护非但没有遏制印度制药行业的增长趋势，反而还帮助印度制药行业的投资重点逐步向R&D倾斜，并且与全球大药企合作，参与制药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并逐步在产业链中上移。
芯片领域，纳伦德拉·莫迪将芯片制造列为印度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吸引全球企业，“开创电子制造业的新时代”。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推出100亿美元“印度半导体任务”（ISM）计划，为投资生产半导体的厂商提供近50%补助与奖励。韦丹塔-富士康的合作曾一度提上日程，但在2023年7月10日，富士康发布声明称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企业，并称退出原因为项目进度不及预期以及对印度政府延迟批准激励措施的担忧。
过去十多年，印度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疫情之前政策都没有看到明显的成效。疫后印度在2020年开始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roductionLinkedIncentiveScheme）等，直接通过补贴刺激生产，使制造业生产有一定提高[38]。此外，印度还推进国家单一窗口系统等，提高整体营商便利度，使很多辅助工业生产的环节得到了效率提升。
经济影响
对外影响
印度的竞争优势有以下几方面：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增长前景良好；拥有超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地理位置优越，辐射中东、东非、南亚、东南亚市场。世界竞争力中心（IMD）发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显示，印度在调查的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第39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综合指数排名第39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在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63位。
印度推出“数字印度”计划，涵盖国家电子政务计划（National e-Governance Plan,NeGP）和e-Kranti电子政府计划等具体项目，旨在实现政府服务数字化。国家电子政务计划以“使所有普通公民在本地获得政府服务”为目标，印电子信息技术部建立完善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立邦数据中心、邦广域网、邦服务交付网关和电子政务应用商店，超过12万个公共服务中心在各邦投入运营。E-Kranti电子政府计划遵循“关键信息政府云存储”“手机服务优先”“审批事项快速追踪”等原则，将所得税、中央消费税、护照签证、养老金、资产登记等44项央地政府服务电子化。
2020年，印度财政部宣布“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1.97万亿印度卢比，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惠及原料药、大型电子制造、医疗器械、汽车及零部件、化学电池、药品、电信和网络产品、食品、纺织品、特殊钢材、白色家电、电子技术产品、高效光伏电池等13个制造业领域。2021年，印度宣布在未来3年内对无人机及零部件投入500亿卢比，在未来5-6年内对半导体投入7600亿卢比。2022年，印度宣布推出芯片及电子显示屏补贴计划，补贴总额7600亿卢比（约100亿美元）。
2024年6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开启第三任期。总体看，印度政局稳定，国内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社会治安情况总体良好，自疫情后经济复苏较快，发展前景保持乐观。印度确立了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时建成“发达印度”的愿景，宣称将以3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背景下，自2021年以来，印度经济发展表现强劲，已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速保持在6.5%。近年来更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努力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印度拥有增长最快的数字生态系统，拥有超过12亿手机用户和超过6亿互联网用户，数字经济价值已达到200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1万亿美元。印度大力发展光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总量减少10亿吨，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承诺到2030年实现50%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印度还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等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旗舰计划，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对内影响
2025年5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到2025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4.1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根据IMF数据，2025年印度人均GDP仅为2800美元，位列全球第140位，在金砖国家中最低。虽然整体GDP迅速增长，但财富却极度集中。2023年有报告显示，印度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超过全国40%的财富。若将收入前5%的人口剔除，剩余人口人均收入仅为1130美元。
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让底层50%的人口以及中间40%的群体越来越难以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这对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长期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相关报告还表示，印度的经济权力集中度已达到历史最高，一些大财团主导了电信、基建、数字支付、零售等关键领域，引发社会对垄断、监管失效以及民主机制受侵蚀的担忧。
2023年，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得分仅为0.685，排名全球第130位，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其他金砖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对比也引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高速增长的GDP无法带来体面的就业、良好的医疗、延长的寿命、更高的识字率和公平的基本服务，那这样的增长究竟有何意义。
印度国内各地区差距同样巨大。南部和西部地区的HDI和人均收入普遍较高，而中部和东部大批人口仍面临发展滞后的问题。这种区域性的不均衡，也反映出“包容性增长”的严峻挑战——不仅要跨越社会阶层，还要跨越地区鸿沟。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中位年龄不到30岁，这本应是巨大的优势。但如果不能及时匹配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的投入，这一“红利”就可能变成负担。根据2025年5月发布的《定期劳动力调查》，印度的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参与率仍然很低。每年有数百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正规部门并未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若不能在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改善这种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状况，所谓“人口红利”最终可能演变为“人口灾难”。
印度需要将视角从单纯追求GDP数字，转向关注GDP背后真正为国民带来的改变。这意味着大力投资于就业创造、公共医疗、优质教育以及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意味着信贷资源不仅要流向独角兽企业，也要覆盖中小微企业。
经贸合作
经贸协定
印度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贸易协定、南亚自由贸易区等多边和区域组织的成员国。
印度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芬兰、赞比亚、安哥拉、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斯威士兰、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南非、塞舌尔、乌干达、扎伊尔、津巴布韦、毛里求斯、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古巴、智利、危地马拉、阿根廷、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蒙古、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签有双边自由贸易或经济合作协定；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6国共同签署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议（SAFTA）；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于2003年签署框架协议，确定分两个阶段达成自由贸易协议，2004年签署优惠贸易协定（PTA）；与南盟（SATIS）签有服务贸易协定、与东盟（ASEAN）签有货物贸易协议；与孟加拉国、韩国、老挝、斯里兰卡、中国、蒙古签有《亚太贸易协定》（Asia PacificTrade Agreement（APTA））。此外，印度还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南方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等进行自贸协定谈判。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
根据印度商工部公布的数据，2023/2024财年，印度货物进出口总额11143.0亿美元，同比下降4.5%。其中，出口总额4370.6亿美元，同比下降3.1%；进口总额6772.4亿美元，同比下降5.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23年，印度进出口总额11035.5亿美元，同比下降6.9%。
（1）主要贸易伙伴根据印度商工部数据，2023/2024财年，印度前三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前十大进口来源地依次为中国、俄罗斯、阿联酋、美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瑞士、新加坡和韩国；前十大出口市场依次为美国、阿联酋、荷兰、中国、新加坡、英国、沙特、孟加拉国、德国和意大利。
（2）货物贸易结构主要出口商品为：矿物燃料产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珍珠宝石等。主要进口商品为：矿物燃料产品、机电产品、珍珠宝石、机械设备、有机化学品等。
服务贸易
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2023/2024财年，印度服务出口额达到3396.2亿美元，同比增长4.4%；服务进口额1775.6亿美元，同比下降2.5%；服务贸易盈余1620.5亿美元。
双向投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23年印度吸收外资281.6亿美元，同比下降43.0%；对外投资133.4亿美元，同比下降8.7%。截至2023年底，印度吸收外资存量5369.3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2359.6亿美元。
根据印度商工部数据，印度2023/2024财年前三大外资来源地分别为新加坡、毛里求斯和美国。前三大外商投资领域分别为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4月至2024年3月，中国累计对印度投资25.04亿美元，占印度利用外资总量的0.37%，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2位。
外国援助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2年，印度接受净官方发展援助（ODA）额为28.3亿美元，分别占国民总收入（GNI）和资本形成总额的0.1%和0.3%。
市场环境
人口市场
1、年轻人口多，但劳动力质量有待提高
印度最主要的优势是人口。联合国预测今年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且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63年印度人口将达到接近17亿人的水平，至2100年印度占全球人口比例维持在15.3%，这意味着印度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人口规模优势。
2、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印度年轻人口数量众多
人口抚养比是人口中受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人口抚养比越低说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越轻。近几年来，印度人口抚养比持续改善。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也体现了印度的年轻人口优势，根据联合国数据，2021年印度15-24岁年轻人口共有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8%；15-40岁人口5.9亿人，占总人口比例42%。
印度说英语的人数占比约10%，与境外交流比较便利。根据英孚教育测试，印度在英语熟练度方面的全球排名（52名），属于中等熟练程度。
但印度人口潜力的发挥也存在一定制约：一是劳动参与率低，特别是女性。2021年印度2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52.5%，女性劳动参与率仅22.5%。根据国际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劳动力有5.2亿人。缺乏就业岗位、就业市场规范程度较低等是印度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就业形式中，印度非正式就业仍占主流。例如，城市就业市场正式雇员仅占一半，半数以上就业形式属于自雇或临时工。二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过，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使印度具备发展低成本劳动力的潜力。
资本能源不足
1、资本积累不足，基建与电力供应是短板。国内资本相对匮乏成为制约印度增长的问题之一。2019年，印度人均资本存量约1.4万美元（2017年不变价国际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资本积累不足使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短板。
2、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欠佳、物流效率相对较低是制约印度产业发展的一大因素。印度的铁路和公路质量有待提升，例如公路缺乏修缮和维护，路况较好且主要承担运输任务的国道长度占比仅2%。世界银行的指标显示，印度在贸易和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清关等物流服务效率仍然偏低。
3、印度电力供应比较薄弱，虽然近年来通电率有明显提升，但线损率仍然很高。2021年人均电力消费量仅1025千瓦时/人，约为中国的1/5[3]。印度供电体制较复杂，由中央、邦和私人部门提供，其中私人部门贡献约一半电力装机，不同供电商各自为政
鉴于国内资本不足，印度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直在逐步开放和自由化资本流动。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批准程序和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等一系列改革。近年来印度持续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从FDI占GDP的比例来看，印度FDI占GDP的比例从90年代至今不断上升，近年稳定维持在2%左右。
分行业来看，印度服务业竞争力相对较强，围绕科技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商较青睐的行业。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跨国科技企业加大在印布局投资。OECD的外商直接投资监管指数显示了监管对于外商投资的严格程度，指数值越接近1，代表监管越严格。在通讯与电子行业，印度已从90年代末期的0.7降至2020年的0.2。
营商环境
在印度，流程复杂和法律执行力较低制约了营商环境。印度在金融信贷支持、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条件相对较好，但涉及到开设企业、登记财产等环节则办理时间较长、成本较高，尤其合同执行效率较低。2021年印度政府的文件显示，受营商环境制约，2014年以来有近3000家外国企业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不过印度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变革，例如通过“数字印度”战略改善治理能力。具体内容包括：推进电子政务。推动数据库和信息电子化，应用IT技术优化政府业务流程，有利于增加信息透明度，提升政府办事效率。推动国家农村网络项目，打造多功能的服务交付终端，有利于将惠民项目落到实处。在“数字印度”战略中，一个突出亮点是推动数字经济在福利制度体系中的运用。印度2009年开始推行Adahaar数字身份证计划，2019年联邦内阁批准《2019年数字身份证修正案》，目前已经通过生物特征识别为13亿印度老百姓确立数字身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开立银行帐户、进行无现金支付，印度政府也能更有针对性地发放福利和补贴。印度很多劳动力并不属于正规的劳动市场，很难获得政府的福利补贴，Adahaar数字身份证对改善农民的福利安排有很大促进。
政策措施
问题与应对
印度经济发展历程中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应对措施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良好的制度和治理结构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早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到近年来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的快速崛起。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始终是制约经济潜力充分释放的关键因素。
1、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
独立之初，印度面临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印度的官僚体系庞大且复杂，渗透到政府采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日常行政审批等方方面面。官僚主义带来的拖延和低效率不仅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还挫伤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成立了反腐败委员会，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问责；同时，通过引入电子政务和提高行政透明度，逐步减少了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
2、政策执行力不强问题
印度政府在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但在实际运行中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机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拖延、不协调和缺乏透明度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未能发挥预期效果。例如，土地改革和劳工法改革等重要政策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阻力。为了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印度政府加强了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并通过培训和激励措施提高官员的执行力；此外，政府还鼓励公众参与政策监督，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3、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调问题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囿于松散的央地关系、频繁的政党更替等现实问题，民主制度下的印度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严重制约了印度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确保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印度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同时，通过财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平衡地方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4、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效率问题
印度的法律和司法体系案件积压严重，司法程序冗长，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法治环境，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企业在面对法律纠纷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而影响了投资和商业活动的积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加大了司法改革的力度，提高司法效率，减少案件积压；同时，引入电子诉讼系统，推动司法系统的现代化发展，提高司法透明度和效率。
5、技术进步与竞争力
技术进步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效率和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独立之初，为了应对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短缺，印度政府确定了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的战略，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偏向于市场经济，给予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更多自由。金融部门进行简政，降低关税，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同时也让工业部门完全处于在国际竞争之下，努力实现技术进步。
综上所述，在印度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印度政府在反腐倡廉、政策执行、央地协调、司法改革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政策环境，从而释放印度经济的巨大潜力，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优势与挑战
优势
印度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印度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正在成为新兴市场中的亮点。以下几点展示了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在优势。
1、人口红利优势凸显
印度蕴藏的人口红利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印度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型，劳动力（15~64岁）占比67.8%，而65岁以上人口仅占6.9%（如图5所示）。这项潜在的经济红利代表着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将为印度提供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和巨大的购买需求。这也意味着印度成为继中国之后又一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此外，在其他主要经济体面临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情况下，印度也将成为未来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市场。
图5：印度和中国人口结构分布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面临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印度正处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并未受到大范围与他国对抗的影响。这一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支持了印度的迅速发展。其次，在当前“慢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的同时引导相关产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2年5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明确提出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倡议—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为印度提供了发展机会。中美之间的竞争正在为印度带来新的商机，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部分生产迁至印度。最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灵活的外交政策也为其带来了极大利益。
3、资本青睐助力增长
印度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和积极的经济改革措施为投资者带来了吸引力。2022年3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度访印前夕，三菱公司宣布将向印度投资约12.6亿美元，在印度生产电动车和电池，新生产线计划于2025年投入运营。2022年4月，黑石集团宣布将购买印度塔塔可再生能源公司10.53%的股权（约合44亿美元）。
2022年6月，红杉资本在印度推出了约20亿美元的风险基金，刷新了红杉在印度每年的投资规模记录。2023年6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美期间，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宣布将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古吉拉特邦新建一座芯片组装与测试工厂。实际上，进入印度市场的不仅是国际巨头，中国企业也包括在内。进入印度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消费、家电和汽车领域：小米、OPPO和vivo等品牌在印度建厂，富士康、TCL和奥海等手机供应商等企业进行投资，海尔、美的等也将在家电领域扩建工厂，比亚迪L3、上汽集团和北汽福田等车企进军印度。印度似乎正在成为全球热钱的投资目的地，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挑战
（印度经济发展存在的挑战在处理一些长期问题时，印度具备诸多优势，但在其发展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印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潜在影响。解决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需要印度政府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挑战，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1、经济发展不平衡
尽管近年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仍旧突出，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地区发展、城乡差距和社会群体差异等。印度南部和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比北部和东部快12%，并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同样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此外，贫困、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限制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也为国际投资者带来风险。性别上，女性面临教育、就业和社会地位方面的限制，而印度的高人口密度也加剧了资源分配和环境压力。与此同时，印度产业发展不平衡也使印度陷入了“无就业增长”的困境。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测算，印度劳动参与率只有49.3%。2022年，印度20~24岁年龄段的城市青年失业率高达42.0%。印度的“无就业增长”问题与其长期以来偏重于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有关。
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
基于历史和制度原因，印度在基础建设、基础教育等公共品上的投入不足，阻碍了依赖完备基础设施与需要普及基础教育的制造业的发展。印度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增加了物流成本，电力供应的不稳定增加了生产成本。此外，土地私有制阻碍了印度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印度难以大面积推行土地改革，但制造业是非常需要土地集约化管理的，这限制了企业的规模扩张能力。同时，土地法规和政策在印度各州之间存在差异，难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政府主导的跨邦大规模基建。不确定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繁琐的监管及税收政策，导致外资企业更多愿意投资轻资产的服务业，而不是重资产的制造业。基础建设薄弱、土地获取难以及营商环境不稳定共同制约着印度制造业发展。
3、释放人口红利存在挑战
印度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然而，在释放人口红利方面，印度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印度的人口分布不均，人口过度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却面临着较高的失业率和贫困率。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平衡，使得人口红利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其次，充足的劳动力掩盖不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根据2022年联合国《全民教育全球检测报告》，印度有2.8亿成年文盲，女性文盲率超过30%。这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素质，导致女性就业率仅为25.6%，女性劳动力占比为26.0%。此外，印度复杂严格的劳动法导致大量劳动力仍然集聚在低效、低收入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不足和薪资水平的不稳定也是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
4、贸易保护主义及环境问题掣肘
尽管印度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放开了国际贸易，但仍是全球管制最严格的经济体之一。印度为了保护本国企业，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阻碍了外国商品的进入，尤其是对中国企业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这种做法可能对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导致市场的封闭和经济效率的降低。与此同时，印度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作为全球受空气污染水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环境问题对公共健康和医疗系统构成重大挑战，增加了医疗支出，降低了生产力。其次，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威胁着印度的生态系统，导致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给农业、渔业等生产部门带来巨大影响。再次，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对公用事业造成威胁，需要大量资源进行灾后重建，国家财政负担严重。最后，环境问题对印度外部形象和国际合作产生负面效果。这一系列问题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印度的发展前景。
5、不同于中国崛起时所处的国际环境
21世纪初，中国享有“超级全球化”大潮、井喷式的国际需求以及制造业资本急迫地向外转移的优势条件。而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印度向外扩张受到限制。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不足会拖累印度吸引外资的步伐。其次，美国引导的以“小院高墙”为模式的科技围猎以及以高额补贴为路径的“产业回流”目的是为了将高端制造业迁回，而不是在印度寻找落脚点。再次，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面临着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越南、孟加拉国等周边地区纷纷出台相关吸引政策。最后，全球供应链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在国内建立更为稳定和安全的产业链，而不是在其他国家扩大业务。
评价对比
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金砖五国”之一、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民主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全球格局的不断演变，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显得愈发重要，其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区域分布产生重大影响。深入研究和理解印度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印度的发展，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逆境的背景下，印度凭借其独特的经济活力，正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独立后的印度经济走出了一条跳跃式发展的道路，从农业主导直接跃升到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格局，如今正崛起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印度服务业的崛起尤为显著，特别是在全球服务外包领域，印度以其丰富的英语人才和成本竞争力，成为全球服务外包的热门选择之一。然而，印度的工业化历程却充满曲折。
独立之后，由于官僚主义、资源短缺等原因，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印度制造”计划，以推动新一轮工业化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工业化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挑战。未来，印度能否顺利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不仅将影响其自身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同样要高度重视印度发展崛起所带来的潜在产业冲击影响，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印度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增强中印经贸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应与印度建立互信互利的关系，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季风计划”的合作交流，鼓励企业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优化双边贸易结构，增加对印度优势产品进口，从而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两国关系的共同建设与发展。同时，中国还需提升内循环的质量与深度。
一方面，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创新以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优化产业布局，增强整体经济竞争力。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增强产业发展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为世界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力量。
印度的成功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未来，各国必须以更加积极和前瞻性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要在经济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持续深化改革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下功夫，并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确保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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